解密:五代乱世的时候哪位国君严惩贪官不手软?
五代十国时期虽是乱世,但仍出现了一位宽仁爱人的明君李嗣源。然而,后唐明宗李嗣源开明是开明,但惩治贪官污吏污却毫不留情。譬如汴州的管仓官吏由于犯贪赃罪被查处时,李嗣源的旧将王建立因与其有亲戚关系,便为其求情,请求减轻处罚。在古代,特别是唐朝的法律中有一些条文就是规定了官吏和贵族享有的特权,他们如果犯罪,可以先请求皇帝裁决,如果皇帝认为可以减免处罚,就依照皇帝的意思办。李嗣源继位后对这些特权不再照顾,他对王建立说:“王法无私,怎么能因为是你的亲戚而照顾呢!”于是,下令将管仓官吏拉出去处斩。
还有一次,供奉官丁延徽监仓自盗,犯下贪污罪。但由于他平时巴结权贵,行贿攀附,所以犯法时侍卫使张从宾便向李嗣源求情宽恕。李嗣源怒斥道:“食我优厚的俸禄,不知为国做事,反而偷我仓储财物,论罪当死!现在就是苏秦再世,也不能说服我给他减刑,你说也没有用!”然后命令处死,毫不姑息。
对于李存勖曾经重用聚敛民财的租庸使孔谦,李嗣源也是顺应了民意果断诛杀。并在所发诛杀孔谦的敕书中写道:“其使生灵涂炭,军士饥寒,成天下之疮痍,极人间之疲弊。”但是,李嗣源还是明智地宽恕了他的家属,只没收了他的家产,没有株连九族。
为警示他人,李嗣源还下了诏书,禁绝一切腐败事项,并实施“制”。诏书中说,百官中有人任人唯亲,干涉朝政,勾结犯法,扰乱正常秩序,从此以后,一律禁止。再有营私舞弊的犯法徇私者,原来举荐的官员也要贬官或者发配流放。
虽然对贪官污吏李嗣源处罚起来毫不手软,但是对清官廉吏李嗣源则是褒奖有加。宰相李愚得病时,李嗣源派近臣翟光邺前去探视问候,翟光邺看见李愚家徒四壁,病床之上也仅仅是一条破毯子,与官宦之家常见的雕梁画栋、锦衣绸缎、山珍海味不可同日而语。翟光邺回去后向李嗣源如实汇报了所见的情况,李嗣源听了很受感动,下诏赐李愚绢一百匹,钱十万,床上的铺陈之物共十三件。
对于敢于直言上书言政事的忠臣,李嗣源也是很高兴地给予赏赐。大理寺少卿康澄给李嗣源上书,提出了国家不足惧之事有五种,深可畏之事有六种。不足惧的事包括天上神灵发怒的自然现象,如星象有了异常、庄稼受灾等,还包括小人的谗言,康澄认为不必为这些人力无法影响的事情而影响了正常的施政行为。他又列举的六种可畏之事:即贤人藏匿、四民迁业、上下相徇、廉耻道消、毁誉乱真、直言蔑闻。他建议李嗣源对于不足惧的,“存而勿论”;对于深可畏的,要用心采取措施,避免可畏之事出现。李嗣源看后,非常高兴,下诏对他进行奖赏。
李嗣源在打击贪污浪费的同时,自己却非常节俭。在修广寿殿时,负责工程的官员请求用丹漆涂饰,再修得华丽一些。李嗣源却说:“这个宫殿因为被烧过,所以不得不修,只求宏伟壮观即可,不求华丽。”和李存勖比起来,李嗣源显得非常简朴,也非常明智。
为节省国家开支,李嗣源下诏在边疆设置马匹买卖场所,不许少数民族再直接进京献马。早先,党项族人和其他部落总是以献良马为名,将良莠不齐的马匹送到京城来,朝廷就照价给他们钱,但再加上他们住宿吃喝以及得到的赏赐,要花费不少钱物,造成极为严重的浪费,给国家带来很大的经济负担。李嗣源了解情况后,当即下诏,禁止党项和其他部落再到京城来献马,只在边疆一带设马场交易,因此大大节省了开支。
李嗣源是一个很谦虚的有道明君,他时常教育儿子说:“我少年时遇上乱世,在马上取得功名,没有时间读书。你要用心读书,不要像我这样目不识丁,成了文盲。我已经老了,也没法再读书了,只是听别人讲,才明白一些道理罢了。”李嗣源虽然书读得很少,但安邦治国却做得很好。
李嗣源为了减轻百姓的负担,他下诏废除了一些地方巧立名目加收的捐税。譬如“省耗”,“耗”,指的是粮食和银子的损耗。粮食在储存和晾晒的过程中可能会被老鼠和鸟类吃掉一些,而百姓的散碎崐银子在重新熔铸成银锭的过程中也会有一点损失。所以在征税的时候,官府就将这些损耗预先加收,一些贪官污吏则借机加大征收比例,中饱私囊。李嗣源就将这些不合理的税收废除了。
当时一些富户和官宦人家相勾结,订立虚假的卖地契约,以此来逃避赋税和徭役。地方官吏为了征够赋税,就将这一部分逃掉的赋税平摊,加到百姓身上。为防止地方官吏从中牟利,李嗣源下令将帐簿直接送到中央政府,由中央部门来征收赋税和徭役。假如有人隐瞒田地亩数,被人举报,举报人将获得奖励,然后加倍征收该户的赋税。
另外,又免去了原来征收的每亩五文的道桥钱,将五文酒曲钱减少到三文。对百姓生活影响很大的债务利息也明文限制:债主得到的利息如果已经达到本钱的数额,就禁止再收利息,只准收回本钱;如果利息累计数是本钱的两倍,本利都不准再收;这些限制对百姓来说,确实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将一些被债务压得无法生活的人解脱出来。由此可见,说李嗣源是五代时期的明君不是妄言。
后世这样评价李嗣源:后唐明宗为人纯质,宽仁爱人,在位时,力除后唐庄宗时的弊病,广纳建言、关心民生、严惩贪官、不迩声色、不乐游畋,鲜少发生战事,百姓得以喘息,可称之为明君。其晚年的重大失误:无法解决任圜与安重诲的矛盾,使任圜被冤杀;无法解决两川问题,使后蜀其后独立;听信谗言,使安重诲夫妇于自宅被处死;久不立太子,使次子秦王李从荣从怀疑,致政变,到被杀,动摇了国本;其后续位的后唐闵帝昏庸无能,周遭又是一些无用之辈,因此,后唐很快也就灭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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