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45年(贞观十九年)，太宗李世民御驾亲征，率陆军六万，水军四万，又发新罗、契丹、奚等国、部兵，进击高句丽。唐军初进克捷，攻克盖牟城(今辽宁盖平)、沙卑城(今辽宁复县)，并克陷辽东(今辽宁辽阳)坚城。不久，唐军又陷白崖城(今辽阳东)，进向安市(今辽宁盖平东北)进发。高句丽大将高延寿等人率高句丽及靺鞨兵十五万来救援，被唐太宗君臣设计大破。高延寿势屈，悉众投降，膝行匍匐入辕门求请饶命。太宗怒喝：“以后还敢和天子交虞吗!”高延寿“惶汗不能对”。

　　高句丽举国震恐，坚壁清野，向后方紧缩战线。黄城(今辽宁辽阳)、银城(辽宁铁岭)一带顿时空无一人。

　　唐军进至安市，此城“地险众悍”，城上高句丽兵将见太宗旌旗仪征，竟敢乘城鼓噪。太宗大怒。李绩一旁也气愤，劝太宗说，城下之日，尽屠受战男丁。安市城内守兵闻知此讯，“故死战”。

　　胶着数日，城不能下，又遇酷寒天气，太宗惜爱将士性命，只得下令师。其实，安市城是高句丽国内一方诸侯，盖苏文执政后也曾派兵攻打，“击之不能下，因与之”。地险，人死战，又遇酷寒，唐军人再多兵再强也无可施展。临行，安市城“屏息偃旗”，城主登城再拜。虽然没有被攻屠，高句丽守军也知晓了唐军的勇武。“太宗嘉其守，赐绢百匹”。

　　公元648年(贞观二十二年)，太宗本准备集三十万大军，以长孙无忌为大总管，一举击灭高句丽。不料，太宗因病崩逝，高句丽又逃过一劫。

　　公元655年(高宗永徽六年)，新罗国向唐廷告状，说高句丽、百济、靺鞨连兵，攻取新罗三十多城。唐廷下诏劝和，不听。作为帝国仲裁者，唐廷于公元660年(显庆五年)，诏派左卫大将军苏定方等人率兵攻讨。当时，唐朝刚刚生擒西可汗阿史那贺鲁，又分西为两部，设昆陵、蒙池督护府。北方问题解决，唐朝自然要“料理”朝鲜半岛上窜下跳的高句丽和百济。

　　围魏救赵，断其一方。唐军并未直接救援新罗，而是集中力量进攻高句丽的帮凶百济。百济同高句丽一样，“扶余别种也”，当时的国王是扶余义慈。唐军从城山(今山东荣城)渡海，在熊津口大破百济军，又克真都城，击灭百济军主力，“斩首万余级，拨其城”。百济王扶余义慈和太子扶余隆苍惶遁走，逃入北鄙小城躲避，被苏定方唐军团团包围。扶余义慈的次子扶余泰主意大，趁父兄外逃，自立为王，率众固守百济城。扶余义慈的嫡孙扶余文思对左右人讲：“现在国王、太子均在，王叔自立为王，即使唐兵退去，我父子也会被王叔杀掉!”惶急之下，扶余文思率左右“随城而出”，城内人见王太孙如此，也纷纷跟随，扶余泰连杀数人也无法阻止。无奈，扶余泰出降，百济都城告陷。很快，唐军又逮捕了百济王扶余义慈父子以及百济豪酋五十八人，全部押送长安。“平其国王部、三十七郡、三百城，户七十六万。”[

　　唐朝在百济设熊津、马韩等五个都督府，择其酋长管治。同年十月，一行囚俘至京城，“诏释不诛”。扶余义慈也是倒霉蛋，本来此人上孝下亲，很有荣名，有“海东曾子”的时誉。战前，唐高宗还下诏劝谕：“……王所兼城宜还之(新罗)，新罗所俘(百济兵士)亦畀还王。不如诏者，任王决战，朕将发契丹诸国，度辽深入。王可思之，无后悔。”百济王总以为唐兵不会轻出，继续当高句丽帮凶。殊不料，苏定方诸将一出，百济立时，他自己也被生俘，行数千里地归罪长安。不久，扶余义慈病死，唐廷施恩，赠卫尉卿，并允许其被俘旧臣临丧，“诏葬孙皓、陈叔宝墓左”――此举意味深长，同为降臣，下场也一样，终免横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