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因藩镇割据而分裂，但又因藩镇的并峙均衡而维系中央政权，延续了比唐前期的完全统一时期更长的时间，这是中国历史上极为独特的现象。安史之乱作为这段历史的转折点，其重要性被一再强调，但对事件本身的过程仍缺少充分研究。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博士李碧妍的新著《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即围绕安史之乱及其衍生的地方政治问题，讨论唐朝后期的中央政府如何应对这一危机，重新树立起朝廷的政治权力。

　　10月29日，李碧妍博士和魏晋南北朝隋唐史青年学者仇鹿鸣在复旦大学“史翼沙龙”活动上就相关主题进行对谈，对谈稿经主讲人审定。

　　仇鹿鸣：大家都知道，安史之乱不仅是唐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比如传统的观点认为，这是所谓封建社会前期向封建社会后期转变的一个关节点。而在最近几年对辽金元清等“征服王朝”的研究中，安史之乱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或许有人已经留意到，广西师大翻译出版的日本讲谈社中国通史《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 西夏 金 元》这卷中，杉山正明就把这一系列历史变化追溯到安史之乱，把它和辽金等从中国东北发源的政权对传统中原王朝模式的挑战放在同一个脉络之下。去年在复旦的会上邓小南老师也提过一个有趣的观点，她说最近美国汉学家有一种看法认为从安禄山到朱元璋(姓名开头的字母正好是A和Z)构成一个历史的循环。这些观点都很有意思，它们都认为安史之乱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无疑在安史之乱前后，唐朝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项制度都发生了改变，从“唐宋变革论”的视角来看，社会文化也发生了巨大转变。唐朝从前期的开放包容，慢慢到后来强调夷夏之辨，慢慢趋向于保守，这是安史之乱后的一个走向。

　　所以无论在哪一个研究的脉络中，都会把安史之乱看作一个标志件，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安史之乱这个事件本身没有足够好的研究。

　　李碧妍在《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中有一处引述了我在一次闲谈中提到的看法，就是在目前的学术脉络中，关于安史之乱本身的过程缺少充分的研究。当然这也不是我个人的看法。记得在近十年前，陈尚君老师就在一次闲聊中问过我，说唐代历史在很多方面已研究得非常细致了，在安史之乱这个问题上有没有比较好的博士论文把这个事件讲清楚?当时我就觉得没有办法回应，只能举出了1955年蒲立本(E.G.Pulleyblank)的《安禄山叛乱的历史背景》(The Background of the Rebellion of An Lu-Shan)，当然我清楚这本书虽然经典，但限于篇幅和议题并不足以回答这一问题，其他还有不少相关的研究，但似乎都不涉及安史之乱这一事件的主干。

　　在这样的研究脉络之下，可能出现一种遮蔽：我们都认为这个事件很重要，对这个事件的性质有各种各样的判断，但都没有详细探讨过这一事件的经过是怎样的?到底为什么重要?缺少细节的论述。当然这也可能是受到早期历史研究中“以论带史”倾向的影响，我们更重视回答安史之乱在中国历史上起到了什么作用的问题，要对它的性质做一个判断。但坦率地说，我们对一些历史事件性质的判断，往往是站在“后见之明”的立场上，因为我们已经知晓了这个事情导致的结果，所以我们认为它非常重要，它改变了历史走向。

　　但是如果没有安史之乱呢?比如我们一般认为，唐朝灭亡的直接原因是受到黄巢起义的冲击，但是黄巢起义在开始的时候规模并不大，在此之前唐王朝内部也没有风雨飘摇的感觉，所以我们对历史性质的判断，往往是带有主观立场的“后见之明”。

　　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历史学需要揭示丰富的细节，以及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各种各样的可能，以此带领我们回到历史的情境中去，而不是先下一个定义，然后再去研究它。

　　李碧妍的著作就充分展现了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变化中，唐王朝面对安史叛乱危机及其衍生出来藩镇问题时的应战。一个王朝是不是强大，不能只看它强盛的时候，还应该看它面对巨大的压力和挑战时能不能很好地应对。在这个意义上，唐王朝是非常独特的，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在面对如此巨大的挑战之后，又重新恢复生机的王朝。唐朝建立于公元618年，安史之乱爆发于公元755年(今年正好是安史之乱爆发1260年整)，唐朝灭亡直至公元907年，实际上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历史还要更长一些。这样来看安史之乱确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