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光于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以昭帝的名义，命令丞相田千秋召集六十多名贤良文学，与桑弘羊进行辩论，桑弘羊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回答。争论是围绕着一个经济问题展开的，双方就政府是否对盐铁实行专卖一事展开激烈的辩论，所以历史上称这次的大辩论为盐铁会议。

　　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下诏郡国推举贤良文学六十余人到长安，询问民间疾苦。贤良文学们提出盐铁官营和平准、均输等经济政策是民间疾苦的原因，遭到御史大夫桑弘羊的反对。以丞相田千秋和桑弘羊为一方，贤良文学为一方，双方对为政得失展开了一场全面辩论。双方对民间疾苦的根源、同匈奴的和战政策、治国的方针和理论等重大问题申述了不同主张。会议后，“罢榷酤官”，部分地区停止铁器官营，其他政策不变。召集郡国贤良文学到京师，虽是谏大夫杜延年提出的，显然得到霍光的支持，所以这次会议也反映了两位辅政大臣对当时实行的经济政策的分歧。盐铁会议是古典时代民主政治的产物，它集中表现了汉廷民主决策体制的基本原则和特点。

　　在盐铁会议上，作为评议时政之弊的一方是生活在社会下层的自由公民，他们按不同的行政区域推选产生。在执政官员心目中，虽然他们因贫羸而皆衣冠不完，“辩讼公门之下，讻讻不可胜听”(《利议》)，“不言所为治，而言治之无功”(《遵道》)，但仍需忍受其言辞激厉的指责，以示尊重国民代表直言极论之权利。为此贤良文学声称，“公卿辅政，政教未均，故庶人议也”(《未通》);丞相史则承认“布衣皆得风议”(《刺议》)。显然，贤良文学首先是作为平民代表即所谓庶人、布衣代言人的资格而议政的，至于他们的政治观点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一般平民或是富商豪族的意见，则应作别论。其次是参议者个人的识见才能及其所代表的政治思潮及派别，都不影响其入选资格，“世人有言：鄙儒不如都士。文学皆出山东，希(稀)涉大论”(《国病》)。

　　从与会者发表的宣言看，他们都自诩为公民利益而参议汉廷。贤良文学打出的是为民请命的旗帜，执政官员更标榜他们的施政纲领贯彻了自由民公正均平的政治和经济原则。然而，对汉帝国数以千万计的奴隶的地位和释放奴隶问题，争论双方都只字不提，这恰好证明，西汉布衣皆得讽议的民主议政形式是有其特定的时代性和阶级性的。

　　从盐铁会议的辩难和决策过程可以看出，汉廷民主议政的主旨在于从参议者的建言、论议和辩难中，得出与时局相宜的施政方略，“论者不必相反，期于可行”(《击之》)。因此，只要贤良文学能够出善策以安集中国而来远人，“使边疆无寇虏之灾，租税尽为诸生除之，何况盐铁均输乎?”(《国病》)但是，贤良文学始终无能谈出一项可行性意见。为此，御史大夫表示不能“惑于愚儒之文辞，以疑贤士之谋，举浮淫之蠹，加之功实之上”(《刑德》);丞相史称，“公卿既定大业之路，建不竭之本，愿无顾细故之语，牵儒墨论也”(《遵道》)。

　　盐铁大会体现的民主决策制度的特点是，决策在与会者自由论辩的基础上进行，然后集中为统一意见。 贤良文学“饰虚言以乱实”，虽然给与会者造成了思想混乱，诸卿都大府官员不知“今将何从而可矣”(《遵道》)，但是没有谁人赞同他们的政见，因此废止盐铁国营制度的决策就无法通过。盐铁会议的结果是争议的双方相互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