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认为，汉朝的“七国之乱”是仅次于西晋“八王之乱”的一次诸侯王叛乱。不过好在是“七国之乱”虽然规模很大，但并未对汉朝造成根本上的影响。

　　晁错提议的《削藩策》在史书中有记载，但只是一段话，应该不是全文，“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诸子弱，大封同姓，故王孽子悼惠王王齐七十余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余城，兄子濞王吴五十余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吴王前有天子之郄，诈称病不朝，于古法当诛，文帝弗忍，因赐几杖。德至厚，当改过自新。乃益骄溢，即山铸钱，煮海水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

　　后人喜欢对历史提出许多假设，假设没有晁错的《削藩令》，那么类似于“七国之乱”的事情还会不会发生在西汉?这件事，确实不好说。虽说历史没有假如，但我们还是可以闲扯一下，毕竟我是个娱乐型而非专业型的历史爱好者。

　　先说削藩的重要性。

　　要知道，后来汉武帝时能将全国上下的力量都凝聚在一起指哪打哪，高度的中央集权就是先决条件。如果中央政府的力量不足以控制地方政府，那汉武帝的志向再远大，终其一生也难以完成他后来所成就的伟业，而是会将其大部分精力放在加强中央集权上。强行削藩的时机也恰到好处，文帝时太早，武帝时太晚，景帝时刚好。纵观西汉诸位皇帝，野心和志向最大的就是汉高祖和汉武帝两个人，对于武功方面的追求汉武帝则更加的偏执狂热，这是汉武帝以后的西汉帝王中无人能及的。《削藩策》和后来的《推恩令》目的都是削藩，但方法不一样，作用和负作用也不一样。《削藩策》像是打屁股针，打的时候又疼又麻，但效果很明显;《推恩令》像是打吊瓶，打的时候不痛不痒，可想要见效不打个几天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如果景帝时没有强行削藩，那这件事就要留给汉武帝做。如果汉武帝强行削藩，那可能其在位时期就没有机会和国力去开疆拓土;如果汉武帝依然用了《推恩令》，那汉武帝一朝的时间也不会有足够的力量控制强大的地方政权。那么即使在汉武帝时中央政府完全盖过了地方政府，后来的帝王也没有谁能做到汉武帝的不世武功，毕竟这般的东征西讨，是需要民生和国家健康作为代价的，武帝之后的西汉诸帝，都不会忍心如此。接着想象下去，汉朝没有能将强大的匈奴重创，国家大小战争不断，汉武帝也没有奠定中国版图……大家随意想象。

　　换个思路说，如果汉景帝时期没有为儿子拔掉那么多刺头，恐怕年轻的刘彻在登基后也驾驭不了那几位刘氏枭雄，极有可能景帝之后的皇帝就都不是刘邦的那一支了，因为当时有那么几位诸侯王，实在太过强大了，而且随着几位诸侯王的强大，僭越之举也愈发明显，这个后面再说。

　　所以说，汉景帝时期削藩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当然，如果当时有更加聪明的人想到《推恩令》，七国之乱也是可以避免的。

　　总之，就算晁错没有鼓动汉景帝强行削藩，九成也还是会有诸侯王竖起反旗，只是规模不会如此庞大罢了。但引起七国之乱，晁错的确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从晁错的《削藩策》中很明显的就看出了其立场，必须削藩，而且必须打仗，早打早算完，注定不能走到最后还不如干净利索的分手。所以，有晁错这么一号宁折不弯的主，“七国之乱”的发生看起来也像是上天注定。

　　晁错这《削藩策》里提到三个诸侯王，一个是齐悼惠王刘肥，一个是楚元王刘交，最后一个是吴王刘濞。晁错说当年汉高祖刘邦感觉刘氏江山不稳定，便封了三位刘氏子弟为王，一起来维护这个刘氏江山，这仨人的封地就占了近一半的江山。最强的齐国已经被吕后砍了几刀，又被汉文帝进一步分封削弱;楚国是这三个封国里实力最弱的，本来就只有四十多个县，后来又因为刘交的孙子刘戊在薄太后丧礼期间跟姑娘乱来，已经被晁错逮住削了一个郡。最后就是吴王刘濞，晁错也将矛头直指刘濞，并且提到了“今吴王前有天子之郄”，这是怎么回事呢?

　　正所谓“枪打出头鸟，刀砍地头蛇”，吴国的实力在诸侯王中最为强盛，没有之一。即使是刘武的梁国，比起吴国也是不及。而且诸侯王中最有理由造反的，也就是吴王刘濞了，因为刘濞和刘启两人有杀子之仇。

　　这事还要追回到文帝时期。刘濞和刘恒两人是堂兄弟，所以吴太子和当时的皇太子刘启是同辈。有次吴太子进京朝见，闲暇之余与刘启饮酒下棋，两个小青年都是年轻气盛，一个贵为储君，一个山高皇帝远平时跟土皇帝无异，平时极少有人敢忤逆自己，所以在下棋的时候两个人一言不合就打起来了。刘启在自己的地盘底气硬，抄起棋盘就朝吴太子砸了过去。你想想，西汉那会儿还没有纸棋盘，不是石刻就是木刻，皇太子用的棋盘，那怎么也是个玉石的吧?一砸过去，还能有好?所以当场吴太子就被砸死了。这也能看出刘启的性格，换做刘恒年轻时，再气盛也干不出这事。

　　吴太子被砸死之后刘启也懵了，完了，是我激动了。刘启随即就将此事告诉了自己的父亲，由父亲解决。刘恒一听这事，完了，是我儿子激动了，只能我想办法解决了。刘恒是个仁善之辈，老百姓受刑都心中不忍，更何况是自己的儿子，还是自己未来的接班人。无奈之下，刘恒只好尽力安抚吴王的心情，将吴太子的遗体送回了吴国安葬。

　　白发人送黑发人，这心情都不用想了。当吴王刘濞看到自己儿子尸体的那一刻，去你的君上臣下，你儿子是人杀了人不用偿命，我儿子就不是人了?就刘濞这暴脾气，当场就发飙了：“天下同姓一家，既然死在长安那便应该葬在长安，何必再送回吴国!”接着刘濞又将自己儿子的尸体送回了长安……吴太子也算倒霉，这才真是死了都不得安宁。

　　自打这事之后，吴王就开始越来越跳了。什么臣子该有的礼节一并抛到脑后，从此也不再进京朝见，总是称病不往。傻子都能知道吴王是在赌气，后来刘恒逮住个吴国的使者一唬，那吴国使者才承认：“吴王不来朝见确实并非抱病，而是之前朝廷抓了几个吴国的使者，吴王担心才称病不来，毕竟俗话说‘察见渊中鱼不详’。何况朝廷已经知道了吴王在装病，所以吴王更是害怕，现在装病也是无奈之举。希望皇帝能捐弃前嫌，重新给我们大王一次机会。”

　　刘恒本就是温良之人，又觉得自己有愧于吴王，便放走了吴国使者，并赐予吴王几、杖，允许吴王不再进京朝见。不过刘恒越是对刘濞放纵，刘濞便越是无所顾忌。虽然文帝一朝有刘长之鉴，却也并没有让刘恒长记性。人的所有毛病，都是被惯出来的。刘濞也就这么被文帝惯得渐渐不知天高地厚起来。

　　回想当年汉高祖刘邦在封刘濞为吴王之时，曾预感五十年后“东南有反”，并说刘濞有反相。那时的刘濞还年轻，叩头连称“不敢”。时过境迁，皇帝已经从自己的叔叔变成了自己的侄子，吴国也成了最强大的诸侯国。现在的刘濞，还有什么是不敢的?

　　当时的吴国不仅政府有钱，老百姓也个顶个的有钱，再加上吴地民风彪悍，当时出了关中地区别没有哪里可以与吴国相媲美了。

　　之前说过，邓通和吴国铸造的钱币，瓜分了整个货币市场。邓氏钱靠的是精，吴国的钱靠的是多。吴国的豫章郡出产铜矿，就像如今拥有石油的中东国家，只要你有点技术就能坐地生钱。西汉三大手工业，煮盐、冶铁、纺织，都很赚钱。前两者放在某美食纪录片里就叫“大自然的馈赠”，吴国靠海能煮盐，又不缺矿山，所以当时的吴国富得流油。

　　能被刘邦派到边疆镇守一方，自然不会是昏庸之辈。刘濞也是个很棒的诸侯王，仗着有海有矿不缺钱，便取消了国家的赋税。老百姓们干多少得多少，自然是比别的地方更有干劲生产力更高。如果只是取消赋税也就罢了，刘濞还喜欢有事没事的赏赐一下平民，所以当时吴国的百姓们幸福指数很高，刘濞在吴国也十分有威望。不仅如此，刘濞还十分爱才，不管什么什么样的才他刘濞都爱。贤名在外的人才刘濞会每年按时慰问，流亡到吴国的罪犯以及亡命之徒，刘濞也都收拢至旗下。又有实力又有人心，也难怪会被晁错当做中央政府的头号劲敌。

　　刘濞是个谨慎之人，开始并没有想要急着竖起反旗，就连朝廷后来一下削了吴国的豫章和会稽两郡，刘濞都暂时地沉住了气。然而晁错的步步紧逼，终于让刘濞丧失了最后的冷静。

　　晁错有足够的智商看得到少有人能看到的问题，却没有足够的情商去达到自己最终的目的。景帝刚一同意削藩，晁错立马就开干了。削了楚国的东海郡和吴国的会稽、豫章两郡外，还找借口削了赵国的河间郡及胶西的六个县，这四国后来也都成了七国之乱的主角。本来晁错的削藩进行到这里的时候，还是没问题的，然而晁错实在太激进，根本不给诸侯王喘息的机会，又进一步筹划着削减吴国的封地。

　　此时的刘濞得知晁错又要削减自己封地时，只是冷笑一声。既然退一步不是海阔天空，而是万丈悬崖，那我又何必再退。谢谢你，晁错，是你帮我下定了反叛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