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末期，秦国在众诸侯国中算是一个落后国。秦献公以及他之前的几位国君，也不是甘于落后，他们都曾作过一些变革，但收效不大。秦献公死后，秦孝公即位。秦孝公继秦献公之事业，发愤图强，志在复修秦穆公之霸业，于是随即下了一道招贤令，广泛招徕人才。商鞅就是在这时来到了秦国。

　　商鞅原是卫国国君后裔，故又叫卫鞅或公孙鞅，后被秦孝公封为商君，故称商鞅。商鞅“有奇才”，“好刑名之学”，曾在魏国效力，但没得到重用。听说秦孝公求贤若渴，便从魏国来到秦国，并三次见到秦孝公。第一次，商鞅讲“帝道”，秦孝公不感兴趣;第二次讲“王道”，秦孝公仍没兴趣;第三次讲“霸道”，秦孝公兴趣大增，“语数日不厌”，于是决定重用商鞅，变法图强。

　　商鞅变法，前后有两次。第一次是在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年)，第二次是在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变法的主要内容，主要有户籍管理、奖励军功、奖励耕织、废井田、开阡陌、统一度量衡等，其中特别提到“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史记·商君列传》)，即禁止父子及成年兄弟同居一室。

　　同其他诸侯国相比，秦国处于偏僻的西方，虽从秦襄公时代仰慕和学习华夏文化，却始终被视为“戎狄之国”，故《春秋公羊传》称秦为“夷”，《春秋谷梁传》称秦为“狄”。秦国风俗制度为戎狄式的，残存着母系氏族诸多弊端，举家男女同居一室，三代四代不分家，婚姻关系混乱，多有恶疾缠身。禁止父子同居一室，可以避免幼子过早涉及方面的事;禁止成年兄弟在一起住，可以避免乱伦现象，向华夏文明靠拢。商鞅此举，对于改变秦国蛮荒民俗、确立家庭道德体系功不可没。

　　除了改革旧的社会习俗，商鞅的主要目的在于增加户数，扩充税源。秦孝公之前，按户征收赋税，很多民众为此钻空子，一家数代挤在一起算是一户。为此，商鞅第一次变法时提出“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即“民有二男不别为活者，一人出两课”，即便这样，所收赋税仍不能充盈国库。所以，第二次变法时，商鞅提出“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强令男子到了十七岁必须独自立户，不得与父母同住，也不得与父母同居一室。

　　秦律中的“同居”与现在意思不同，据《汉书·惠帝纪》注云，“同居，谓父母、妻、子之外，若兄弟及兄弟之子等，见于同居业者”。意思是说，父母、妻子最近层直系亲属皆不可谓“同居”，兄弟及兄弟之子等旁系间，若现同居共财业者可称为“同居”。可见，秦国的“同居”，皆系表示共同生活的财产关系。商鞅禁止父子及成年兄弟同居，一则可以增加户数，实行最小家庭形态;二则可以增加税收，防止偷税漏税;三则可以刺激生产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

　　商鞅变法，虽然实现了富国强兵，但也带来很大弊端。贾谊在《治安策》中说：“商鞅只想兼并天下，却抛弃礼义、仁义和恩惠;其新法推行不久，秦国风俗日益败坏。秦国的人，家中富有的，儿子长大成人就与父母分家，家庭贫穷的，儿子长大以后就到富人家中当上门女婿;儿子借农具给父亲，脸上就显出给父亲恩德的表情，婆母前来拿簸箕扫帚，儿媳立即口出恶言。……秦的功业虽然成了，但是最终仍不知要返回到讲廉耻节操、仁义道德的正轨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