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面对传说中的东海仙山，李白尚且发出如此感慨，那么更为浩渺的南海，以及散落其中的南海诸岛，又是何时让远居中土的国人知晓它们的存在呢?

　　多位学人通过对古籍的反复考证，发现早在公元前200多年前秦汉，我国先民已在南海航行和生产，由古代学者、旅行家、航海家及渔民等对南海诸岛进行的论述、描绘，散见于上百种古籍之中，且各书所录，内容颇多相同，尤其是志书。随着航海活动的持续开展，以及造船技术的提高和渔业范围的扩大，典籍中所体现出的中国人民对南海诸岛的认识，愈加丰满和准确。

　　“涨海”之初印象

　　地理史学家鞠继武认为，我国最早记载南海及南海诸岛的古籍，是公元1-2世纪东汉时由杨孚撰写的《异物志》，此书早已失传，但有不少类书引录其文。据1964年上海古籍书店出版的明朝正德残本影印本《异物志》述，“涨海崎头，水浅而多礁石。”“涨海”是古代中国人对南海的泛称，“崎头”是古代中国人对岛礁、滩、沙洲的泛称，这是当时或以前中国人对南海及南海诸岛原始性的地理认识。

　　三国时，吴国派朱应和康泰远航南海，访问扶南国(柬埔寨古代国家)，康泰在其所著《扶南传》中提到“涨海中，倒珊瑚洲，洲底有盘古，珊瑚生其上也。”“珊瑚洲”即露出水面不太久的珊瑚沙堆积成的沙洲，“盘石”即礁盘，这明确了南海诸岛的结构。

　　另在三国吴国人万震著《南州异物志》中载：“东北行，极大崎头，出涨海，中浅而多磁石。”“磁石”指暗礁暗滩，意为南海暗礁暗滩多，来往船只搁浅难脱，象被磁石吸住一样。这是经营南沙群岛的中国古代人对南沙群岛航行方位、距离和海况的记录，并表明已初步掌握到南海的基本特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国强表示，至隋唐两代，中国人民在南海的活动范围已达西沙群岛。

　　《隋书》记载，公元607年，“(常)骏等自南海郡乘舟，昼夜二旬，每值便风，至焦石山，而过东南，泊陵伽钵拔多洲，西与林邑相对”，“焦石山”即礁石，从航程看指西沙群岛。

　　“千里长沙、万里石塘”名称渐统一

　　唐宋时，指南针应用于航海，中国人在南海的航行和生产更趋频繁，对珊瑚礁有了更多的认识，据厦门大学教授林金枝统计，“仅宋元明清四代，记述南海诸岛石塘、长沙之类的文献、图籍多达百种，名称叫法二十余种。”，而地名相对集中，表明人们对南海诸岛的认识趋向一致。

　　《旧唐书》卷41“地理志、岭南道、振州”和宋代赵汝适《诸蕃志》海南条中记述，至唐末，在琼州设置了都督府，把西、南、中沙群岛已划入行政区，隶属振州管辖。此后，大陆中原王朝对南海诸岛的行政管辖从未中断过。

　　南宋的周去非在岭南为官多年，他于1178年撰写的《岭外代答》中，具体指出南海中有“长沙、石塘数万里”“历上下竺与交洋，乃至中国之境”，这里的“交洋”即“交趾洋”，为现在北部湾。

　　清代人徐松整理的《宋会要辑稿》载：“数日至占城，十日过洋，傍东南有石塘，名曰万里，其洋或深或浅，水急礁多，舟复溺者十七八。”据方位，这里的“石塘”指今南沙群岛。此后史书往往用“千里长沙，万里石塘”以及类似的称呼泛指或专指南海诸岛。

　　元代时，中原大陆和南海诸岛的交通更为频繁，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不仅成为中国人民生产、经营活动的传统区域，还是水师巡防的重要海域。据《元史·史弼传》记载，1293年，元将史弼率军五千去爪哇时，曾“过七洲洋，万里石塘，历交趾，占城界”。1329年至1345年曾亲赴南海和印度洋一带的元代民间航海家汪大渊，在其于1349年所著《岛夷志略》中，提出对南海诸岛整体的认识，明确记述了包括今西沙、中沙、东沙和南沙诸群岛在内的南海。

　　明代政治家唐胄于1521年编纂的正德《琼台志》“疆域”条记：琼州府有“千里长沙、万里石塘”，并把西沙、南沙群岛作为我国的海防区域。

　　海南诸岛被列入地方志“疆域”条，进一步说明是我国领土的组成部分，在方志鼎盛的明清，由官方修纂的《广东通志》《琼州府志》《万州志》等许多地方志书，都辑录有西南中沙群岛的资料，列为海南岛的附属岛屿。

　　尽管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各种手抄本或口授形式流传于世代渔民的民间航海指南《更路簿》，才经由有关学术研究机构和学者搜集、整理、研究而得到重视，但他们所记载的地名、航线，所绘的海图，记录了海南渔民在南海诸岛的作业路线以及渔民对西沙、南沙有关岛、礁、滩、洲的命名情况。海南大学教授周伟民对海南日报记者表示，《更路簿》深刻反映了我国渔民经过长期生产活动后对南海诸岛的认识，四个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是中国渔民传统的作业范围，虽然长时间没有收录于典籍中，可是它们作为指导渔捞实践活动的实用工具书，以及中国南海海洋文化遗产，价值不可低估。

　　沉浮在古地图上的群岛

　　南海诸岛地名研究专家华南师范大学刘南威教授考证，明永乐至宣德年间(1403年至1435年)，伟大航海家郑和、费信、马欢等人七下西洋，对西、南、中沙进行了更为详尽的考察和记述，绘有南海诸岛的古地图在这时出现。清代，中国人民对南海诸岛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因而出现明确把南海诸岛划分为四个岛群的地图，和专绘某一群岛的详细地图。

　　早在元末明初，中国就有了李泽民绘于1330年前后的《声教广被图》和清浚绘于1370年-1380年间的《混一疆理图》，这两幅世界地图早已失传，但朝鲜的李荟和权近于1402年绘制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附记中称，它是以那两张世界地图合绘而成，而这幅地图，可以说是明代最早记载有南海诸岛的地图，绘有两个石塘和一个长沙，就是指整个南海诸岛而言，图中靠东北的“石塘”从方位看应指东沙群岛，“长沙”应指西沙和中沙群岛，图中西南部的“石塘”，应指南沙群岛。

　　我国著名南海史地专家吴凤斌在他的《古地图记载南海诸岛主权问题研究》中写道，明代比较有影响的一种地图中，有朱思本撰、罗洪先增补成于1554年左右的《广舆图》，其中《东南海夷图》图幅中，将“长沙”绘成一个圆圈中的一半，中间有线条分开，另一半圆圈中无文字注明的图案，这种绘法在1621年茅元仪《武备志》中的《郑和航海图》里也可看到，“说明长沙是个珊瑚礁沙，有的露出水面，有的则藏于水下，形象地表明了隐没于水中的中沙群岛和露出水面的西沙群岛，与今天的中沙西沙群岛实际情况完全一样。

　　《郑和航海图》在南海中绘“石星石塘”、“石塘”、“万生石塘屿”等。据图上方位及符号判断，“石星石塘”绘在东面，用点和圈交错标注，表示水下礁沙，指东沙群岛;“石塘”绘在西面，应指西沙群岛;“万生石塘屿”一名，仅见于该图，疑是“万里石塘屿”之误，绘在“石塘”之东偏南，且范围画得比“石塘”大，应指南沙群岛。

　　及至清代陈伦炯于1720年写的《海国闻见录》中附《四海总图》，已经明确标绘有四大群岛的地名和位置。后来，清政府在开展大规模全国地图测量的基础上，编绘了多种地图，如1709年的《大清中外天下全图》、1767年的《大清万年全图》和1817年的《大清全图》等，这些都是清朝官方绘制的，都在海南岛的东南方绘有南海诸岛，列入中国疆域版图。

　　诗人眼中的南海诸岛

　　诗人的书生形象是文弱的，也许他们脚步并没有达到过南海，但诗人们瑰丽的想象及其力透纸背的思想，向世人展示了一幅南海的另类画卷。

　　海南籍史学家韩振华曾撰文称，秦始皇曾致力于开辟海外交通和经营南海诸岛，并在民间流传了很多故事、传说，说在涨海(包括南海诸岛)上，有一石塘或石桥，石皆赤红，那是因为秦始皇要到海上看日出，神人为他架桥“驱石下海，石去不速，神辄鞭之，皆流血，至今，石悉赤。”后来唐朝诗人张乔作诗一首，描写涨海断桥和秦始皇的遗事，诗曰“天涯离二纪，阙下历三朝。涨海虽然阔，归帆不觉遥。惊波时失侣，举火夜相招。来往寻遗事，秦皇有断桥。”

　　南朝宋武帝，曾经锐意经营涨海(南海诸岛)，422年在其驾崩后，以辞采闻名的山水诗人谢灵运作《武帝诔》，中有“虎骑鹜隰，舟师涨海”的词句。

　　周伟民教授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古代有关南海诸岛的诗歌，大致能分为三类，一是描绘中国的气象，宣示南海主权的;二是描写与南海诸国政治、军事、宗教、文化等方面交流的;三是表露诗人感怀对南海诸国交流时官风要正的。如唐代诗人韦应物在《送冯著受李广州署为录事》中写道：“大海吞东南，横岭隔地维。……百国共臻奏，珍奇献京师。”宋代洪适在《海山楼》一词写道：“高楼百尺迩严城，披拂雄风襟袂清。云气笼山朝雨急，海涛侵岸暮潮生。楼前箫鼓声相和，戢戢归樯排几柁。须信官廉蚌蛤回，望中山积皆奇货。”周伟民说，这里的“海山楼”指当时设于广州的政府管理海外贸易的市舶司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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