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贡》是古代较早的山水调查结晶，最早提出“九州”说。宋人根据《禹贡》绘制《禹贡九州山川之图》。

　　中国古代社会调查，是指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社会调查，包括夏、商、周、秦、汉、隋、唐、宋、元、明，直至清朝前期的社会调查。

　　古代都有哪些类型的社会调查

　　古代社会调查的类型，是随着社会调查目的、需求的发展而不断扩展的，它们的调查主体、社会功能也是多种多样、不断扩展的。

　　行政型社会调查。其调查者主要是统治阶级的官吏，其主要目的是收缴贡赋、征集兵员、派使徭役，管理国家和巩固统治，同时服务社会。例如，殷商甲骨文、金文中关于“登人”和战争的记载，春秋战国的上计制度和“初税亩”，秦的“初令男子书年”和“使黔首自实田”，汉的“编户齐民”和“度田”，隋的“输籍之法”，唐的丈量土地和《国计簿》，宋的“丁产簿”、“结甲册”和“鱼鳞册”，元的“诸色户计”和户籍清理，明的户帖和黄册制度，清的“摊丁入亩” 和赋役簿册等。行政型社会调查的社会功能，主要是统治阶级管理国家、治理社会、统治和剥削人民的重要工具。

　　改革型社会调查。其调查者主要是社会改革家，其主要目的是揭露时弊、剖析病因、提出方案，推动变革，破旧立新。例如，周公旦的“明德慎罚”和“敬德保民”，管仲的“明法审数”和“八观”，孙武的“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商鞅的“强国知十三数”，秦的郡县制改革和车同轨、书同文，汉的文景之治和光武中兴，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唐的贞观之治和两税法，宋的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辽的“因俗而治”和一朝两制，元的治汉地、行汉法，明的张居正改革和“一条鞭法”，以及清的洋务运动等。改革型社会调查的社会功能，主要是社会改革家探究社会病因、提出改革方案、推行社会变革的有力武器。

　　学术型社会调查。其调查者主要是各类学者，其主要目的是广泛搜集资料、开展学术研究，形成新观点、新学问。例如，先秦的《山海经》，孙武的《孙子兵法》，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魏源的《海国图志》等。学术型社会调查的社会功能，主要是学问家、思想家搜集社会信息、研究社会现实，形成新观点、新理论的基本方法。

　　文艺型社会调查。其调查者主要是文学家、艺术家、诗词作者等，其主要目的是体察社情民意、深刻反映现实、创作新作品、塑造新人性。例如，先秦的《诗经》、《离骚》和《九歌》，“建安七子”的《洛神赋》、《饮马长城窟行》和《乱无象》，陶渊明的《归园田居》，明清的《三国演义》、《水浒传》、 《西游记》和《梅》，冯梦龙的《三言》，曹雪芹的《红楼梦》，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等。文艺型社会调查的社会功能，主要是文学家、艺术家体察社情民意、创作精神佳品的重要途径。

　　应用型社会调查。其调查者主要是除上述几类调查主体之外各行各业的翘楚，其主要目的是把握社会需求、服务广大受众，开拓新业务、创造新局面。例如，秦的《封诊式》中记载的司法调查，刘晏的商情调查和经济调查，郑和的《郑和航海图》，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以及清的《康熙皇舆全览图》和《乾隆内府地图》等。应用型社会调查的社会功能，主要是各行各业翘楚满足社会需求，搞好自身业务，更好服务社会的有效手段。

　　古代社会调查都调查些什么

　　先出现人口调查，后出现土地调查。中国进入奴隶社会后，由于需要征集兵员抵御外侮或对外扩张，因而早在夏商时期就出现了对于“登人”的调查。这说明，人口调查早于土地调查。就人口调查而言，由于征集兵员、派使徭役只需要掌握丁(成年男子)口数，因而丁口调查又早于全面的人口调查，直至西周“及大比，登民数，自生齿以上，登于天府。”(《周礼·秋官司寇第五·小司寇》)，仍不是全面的人口调查。就土地调查而言，山水调查早于田亩调查。因为，上古时代水患频繁，它涉及到部族的兴衰存亡，因而就出现了勘察山脉、水系及其走向的大规模山水调查，《山海经》、《禹贡》等，就是古代山水调查的结晶。至于田亩调查，由于早期华夏地广人稀，想耕种多少地就耕种多少地，根本不存在田亩调查的客观需要，直到春秋时期的楚国才出现“书土田，度山林，鸠薮泽，辨京陵” (《左传·鲁襄公二十五年》)的记载。

　　先重人丁、户口调查，后重田亩、财产调查。赋役，是赋、税和兵、役的合称。赋税，是统治者为管理国家、维护统治而强制征收的田赋和捐税，一般包括以人丁为依据的人头税(即丁税)，以户为依据的财产税(即调)，以田亩为依据的土地税(即田租)，以及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兵役，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统治，百姓反抗，抵御外族入侵或对外扩张，兴建皇家宫室、官衙和水利等官用、民用工程而强行征集的兵员和徭役，一般以成年男子为征集的对象。

　　中国古代的赋税制度，以唐建中元年(780年)实行“两税制”为界，此前多重口税、丁税，此后转向重田税、财产税。因此，为征收税赋而开展调查的内容，从夏、商、周，到秦、汉、隋直至唐前期，大都重丁口调查、人口调查和户口调查;唐建中元年后，则转向重田亩调查和财产调查，特别是清雍正推行“摊丁入亩”改革后，田亩和财产更成为行政性社会调查的重点内容。但是，这绝不是说人丁、户口调查不重要。由于兵役的征集都以成年男子为对象，因而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丁口调查。秦以后丁口调查扩展为人口调查，但仍强调“令男子书年”，其目的是便于根据男子年龄来征集兵员和徭役。总体而言，对于统治阶级来说，人丁、户口调查，不仅先于田亩、财产调查，而且重于田亩、财产调查。

　　先经济领域调查，后非经济领域调查。夏、商、周时期，以农牧业为经济基础，以税赋为主要目的，因而早期经济调查的内容，大都涉及农牧业和税赋情况。例如，夏王朝的农业主要种植粟、黍、豆、麻和水稻，其收成和税赋主要取决于土壤状况，因而《禹贡》按土质优劣对九州的田、赋情况进行复合分组：首先， 按“等”分为上、中、下三等;然后，按“级”再细分为上、中、下三级。这种复合分组，既是农业调查的结果，又是税赋调查的总结。

　　至于非经济领域的调查内容，在夏、商、周时期，主要涉及军队、战争、狩猎和祭祀等情况的调查。秦汉以后，贾谊的《治安策》，傅玄的“五条政见”，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和《十渐不克终疏》，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和《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海瑞的《治安疏》，张居正的《论时政疏》，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则大都涉及到政治、思想、文化、科技等非经济领域。

　　先客观现实情况调查，后主观精神状态调查。先秦的许多政治家、思想家，就很重视主观精神状态的调查。例如，成书于春秋时期的《诗经》，真实反映了中国奴隶社会从兴盛到衰败的历史面貌。它既是对奴隶社会客观现实的描述，又是上古时期社会习俗风尚、主观精神状态的反映。又如，管仲的“八观”，前四观主要涉及饥饱、贫富、侈俭、虚实等经济领域的客观现实情况，后四观则主要是对“民”、“臣”和“上意”的主观状态进行调查，并据此对一个国家的治乱、强弱、兴灭、存亡做出判断。中国近代的启蒙思想家，更重视广大民众的主观精神状态。例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所宣扬的“民本”思想、“民权”意识，以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又是对当时民众主观精神状态进行调查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