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科举制，不少人就会想起八股文，似乎八股文就是科举制的代名词。其实，从明朝才开始实行的八股取士制度，显然不能代表科举制的全部。

　　从正式创立科举制开始，包括后来实行八股取士制度的明清两朝，每次考试都分好几场。比如在明清两朝，科举要考三场，除头场考八股文以外，第二场考论、判、诏、表等当时政府的应用文写作，第三场考经史时务策，时务策的出题常常是如何处理现实中的一些国家大事。所以，只通八股文而不懂其他知识，也是无法考上的。

　　唐朝经常考作诗

　　唐朝的诗人多，李白、杜甫、白居易、贺知章、王维、孟浩然等人的作品流传至今。因此，唐朝的科举考题也受唐诗的影响，经常出题让考生写诗。唐朝科举常设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其中明法、明算、明字等科不为人重视。俊士等科不经常举行，秀才一科，在唐初要求很高，后来渐废。所以，明经、进士两科便成为唐代科举的主要科目(进士考时务策和诗赋、文章，明经考时务策与经义)。诗、赋均是有韵的文体，讲究文辞华美，音韵和谐，诗歌要对仗工稳，赋要骈骊顿挫，基本上可反映出一个人的文学才华和学识水平。所以，进士考试最引人注目，常由礼部、吏部或其他朝中要员主持，或者由皇帝亲自命题，多在春天举行，故又称“春闱”，考中者称“及第”或“夺魁”。及第后，皇帝赐宴，就算具备了做官资格。进士考题也是刁钻古怪，五花八门，让人难以猜测。

　　诗人祖咏参加科举考试时，只写了20个字就被取中，也算是一段传奇。据《唐诗纪事》卷二十记载，玄宗开元十二年(724年)，祖咏到京城长安参加进士考试。按照考试的惯例，举子们要写上一首六韵十二句的五言排律诗。而这次应试的题目叫《望终南余雪》。终南山是横亘陕西等省的一座著名山脉，望着它上面的余雪，写出一首诗来，想像的余地非常大。

　　眺望终南山北仍未融化的余雪，祖咏一气呵成，只写了四句，就站起来对主考官说：“考官大人，我现在可以出场了吗?”那位正在沉思的考官大人连头也都没抬地闷声说：“这么快就考好啦?那你把考卷拿来我看!”祖咏遂把考卷呈献给考官，卷上写着：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按照规定，应该作成一首六韵十二句的五言排律，但他只写了这四句。于是，考官问祖咏怎么不写了，祖咏回答：“意尽。”结果祖咏当年被录取了。不过，祖咏的仕途却不顺利，以至于后来以捕鱼砍柴为生。

　　诗赋虽是唐朝科举的考试重点，但时务策却是最关键的内容。唐朝名相张说多次给考生出策论题，《全唐文》中就收录了不少。

　　比如张说给洛州参加进士科考生出的《试洛州进士策问四道》中，第一道题是问大家：“有征无战，道存制御之机;恶杀好生，化含亭育之理。顷塞垣夕版，战士晨炊，犹复城邑河源，北门未启;樵苏海畔，东郊不开。方议驱长毂而登陇，建高旗而指塞，天声一振，相吊俱焚。夫春雪偎阳，寒蓬易卷，今欲先驱诱谕，暂顿兵刑，书箭而下蕃臣，吹笳而还虏骑。眷言筹画，兹理何从?”其意主要是问如何通过外交努力，与边境的藩虏罢战息兵。这道题既考察考生对国家军事和外交的关心和了解程度，也能看出考生处理国家大事的实际能力。

　　从《全唐文》中可以发现，唐朝科考的时务策考题内容多涉及具体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社会、教育等内容，都是十分具体而现实的问题，而且要考生给出明确的解决方案。

　　宋朝和唐朝一样，考题也重视诗赋和经义，到明代，诗赋就从考题中淡出。

　　武考既重谋略也重骑射

　　科举考试并非只有文科，从唐朝开始就有武举，是为朝廷选拔武将的一种方式。直到清朝，武举考试才改称为武科。历史上武举一共进行过约五百次。相对于文科举，武科举不是太受重视。历朝的武举时而被废，时而恢复。

　　唐朝的武举主要考举重、骑射、步射、马枪等技术;此外对考生外相貌亦有要求，要“躯干雄伟、可以为将帅者”。除此之外，唐朝的武举也考谋略，《兵部试将门子弟策问三道》，是唐朝兵部招考武官的三道谋略考题，考生均为将门子弟。第一道题是：前不久，军队在营州打了败仗，至今士气不振。现在，朝廷要重振军威，渴求良将。你们都是将门子弟，善于刀枪剑戟，熟知兵法军纪，你们打算如何恢复士气?请你们根据所学的知识，结合现状，充分陈述大唐将士威加四海的方略。大名鼎鼎的天下兵马副元帅李光弼，就是通过该科考试成为武将的。李光弼的父亲是大唐名将李楷洛，李光弼不仅善骑射，而且精通历史，擅读《左氏春秋》、《史记》、《汉书》，因此，一进入军队，便任军官，为左卫左郎将。

　　宋朝武举改变了唐朝凭武艺选拔人才的做法，仅保留了骑、步射两项，而且科考用弓不超过当时军队所用的弓力，大大降低了臂力的要求。此外，宋朝武举还添置了谋略的考核;武经七书(包括《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缭子》、《黄石公三略》、《姜太公六韬》、《唐李问对》)经义理论的掌握;对兵书理论的灵活运用和解决当朝现实问题等为考试内容的对策。要是不能对《武经七书》烂熟于胸，通过经书大义和策问这两关就难上难了。因此，识文章、应策对成了入“武闱”的高门坎。

　　到了明朝，武举更改为“先之以谋略，次之以武艺”，如果在答策的笔试中不及格，不能参考武试。初期的笔试考三题，试策两题，另一题考四书。后来四书的题目改为默写武经。武试则最少要求骑射九矢中三，步射九矢中五。至清朝时，武科与文科一样，分为童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四级。考试改为先试马步射，“马射二回六矢，中三为合。步射九矢中五为合。”之后比拼力气，包括拉硬弓、舞刀、举石。弓分八、十、十二力;刀分八十、一百、百二斤;石分二百、二百五十、三百斤。合格者才考笔试。

　　只会八股文也当不了状元

　　长期以来，八股文被广为诟病，但明清两朝的科举不只有八股文，时务策仍是重要内容。明朝嘉靖年间状元林大钦在府试期间，就显示出一定的忧国忧民政治情怀和不俗的水准。如府试期间的策论《李纲十事》就很有“医国”的独到见解。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林大钦赴京会试，在礼部会试上获第12名贡士，取得殿试资格。1532年4月24日参加殿试，“天子临轩赐对。一时待问之士，集于大廷者凡三百余人”。林大钦的能力在殿试中得到充分体现，他所作的约5000言《廷试策》，是他最为著名的作品。该文切中时弊，措施得力而实用;流畅奔放，文笔犀利而平实。历代论者都以其比之贾谊、苏轼的策论。这篇策论能得到嘉靖皇帝青睐，更主要的是其中的论点。林大钦少时家境贫寒，他曾在邻村教书维持生计，也因此有机会接触了解最底层劳苦大众生活，并思考当时社会政治腐朽的根源，明确地提出了八项治国方略：均田、择吏、去冗、省费和辟土、薄征、通利、禁奢。因此，林大钦被“御擢第一”，成为状元。

　　有据可查的明朝科举考试中，嘉靖十四年(1535年)的策论题目是“安国全军之道”，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的时务策是“论帝王之政与帝王之心”。明朝亡国之君崇祯更加注重策论，崇祯帝根本没有唐太宗策试时“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矣”的得意心情，想力挽危局的崇祯帝亲自出题，300字的策问中共发出9问，大多切中时弊，劈头第一问就说：“同朕共同治理天下的，是士大夫。如今士风不正，欲求无边而见识短浅。想要正士风以复古道，用什么办法可以做到?”

　　清朝也是如此。比如康熙在位时，发生三次大的战争，即三藩之乱、三征噶尔丹以及对准噶尔之战(一直持续到乾隆皇帝)，而如何应对这几次战争带来的问题，就成为考试的重要内容，清朝的第十四位状元韩菼就因应答得当而中了头名。韩菼的曾祖、祖父和父亲都通过科举入仕，做过地方官或京官。生长在这样家庭中的韩菼好学上进，擅长诗词古文。康熙十一年(1672年)八月，韩菼考中顺天乡试，成为一名举人，翌年二月，韩菼参加礼部会试，夺得第一名：会元。四月，参加殿试。殿试考时务策，韩菼在时务策策文中指斥“三藩”拥兵自重，图谋不轨，应尽快撤销。殿试结束，担任评卷的大臣把前十名的卷子送呈康熙。康熙正在筹划撤藩，韩菼的对策正中他下怀，遂在韩菼卷的卷首写下“第一甲第一名”六个大字。在考试中敢指责三个大权在握的王爷，可见科举也有其可取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