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浩曾在明元帝面前得意地指点江山、品藻人物。他说王猛是苻坚的管仲，慕容玮是慕容恪的霍光。刘裕是司马德宗的曹操，必定篡位;赫连勃勃是背德竖逆的小人，必将覆灭。

　　明元帝好奇地问他，那大魏国的太祖皇帝是什么，他说是伏羲氏，是神农氏。这话听起来是像是拍马屁，但有学者认为，用荒蛮时代的汉族首领来比喻鲜卑太祖皇帝，“其语直斥鲜卑之野蛮”。

　　作为人文学术的继承者，崔浩把周孔之学独揽于怀。但在他的同僚看来，他的那一套有些过气，他不喜欢道教，却喜欢道士寇谦之，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寇谦之说的那句阔气的话，我是来继千载绝统的。他专门为这个道士的鼻祖写了二十余篇历史教科书，上推太初，下尽秦汉变弊之迹，大旨以恢复上古分封制为要，但别人觉得，他只是想让朝廷承认世家大族权力地位为合法。

　　对崔浩来说，历史写作的意义其实早已超出了历史学本身，它涉及道统或文明血脉的继承和维系，当然也包括，在五胡乱华的舞台上，重整或复兴那已被搅得支离破碎的人伦秩序和礼法规范。可是他怎能挑起这本不该由历史学来承载的重任?他不过是花二十年心血为清河崔氏换取一场灭门之灾，连着被他推崇、联为姻亲的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这在当时汉文化的继承者都跟着扫灭殆尽。

　　闵湛和郄标，崔浩历史写作团队中的两个次要人物，但他们能掀起一股惊天巨浪。他们曾给皇帝上书，说马郑王贾四大家注述六经多有疏谬，不如崔浩所注六经之精微。希望皇帝恩准，把崔浩的正确阐释颁布天下，让后生晚辈有研习的范本，他们在拓跋焘那里大拍崔浩的马屁，让崔浩把他们视为知己门生，高兴地上表推荐他们，说他们多么有著述的才华，但他并不知道，他们其实用的是“预先取之、必先予之”的古法。

　　接下来他们引诱崔浩同意他们把正在修撰的拓跋鲜卑国史，刻在交通要道边的那片碑林之上，用于永垂不朽，也作为一个秉笔直书的史官“不虚美、不隐恶”的英勇见证。

    但显然，古往今来没有什么可以永垂不朽。这些矗立在历史深处的石头矩阵，后来溅满了修史人的斑斑血迹，这些修史人夹在政治和历史之间，自觉的或不自觉的重构过去、确认当下，并期待未来。但他们无疑都落入历史的黑洞。

　　不知道为什么，崔浩属下树碑刻史五年之久，在天子的眼皮子底下，占地方一百三十步，用工三百万人次，日以继夜做工，天子或肱骨大臣却从不出面过问这事，也没有记载表明，这项事关祖先和当今荣辱的国家工程，曾征得皇帝和朝廷的同意。就这样一任它自由地壮大，直到某天它的始作俑者忽然跳了出来说：人们是如此惊讶于石头史记上的那些丑陋不堪的过往，当然，这不是小人的成功，而是他们背后那古今都在的复杂而暧昧的“我们”的胜利。

　　崔浩被装上囚车押往刑场的时候正好七十岁，从弱冠之年算起，他为这个政权驱驰操劳了整整半个世纪。伴随这个国从一个草创的鲜卑政权到崛起到强大的中原帝国，他的功勋在朝中已无与伦比。

    但现在，几十名鲜卑大兵把他们高贵的浇到这个心力交瘁的汉人老头身上。这不止是逝去年代里我们民族融合所难免的一次种族主义的“相煎何太急”，它还是一次“我们”对于“我们”所憎恶的“奸党“的绞杀与亵渎，不管这“奸党”象征着先知、斯文、继绝统者或者罪有应得的自以为是者。

　　然而鲜有人注意，连天上的事都晓得的崔伯渊其实是一个软弱和无助的人，据说连家人也罕有知道，那时父亲崔宏病重，他剪去指甲，截短头发，跪在庭中，叩头流血。他是在向天祈祷，以已之身为父请命，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看来他与上天的关系，并没有他所表现给人们的那么神奇。

　　当他行将就死的时候，他是否想起当年这失败的一幕，又是否会怀念当年和父亲一同坐着轺车穿行闹市的风光，是否会想起母亲大人，那个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里带着孩子们到处逃亡的女人，她常饥馑无以糊口却从不敢忘掉礼仪仁义来教诲子弟。

　　后来崔浩专门写《食经叙》痛彻地说，如今他衣重锦，食梁肉，却再也不能如子路负米百里之外以孝敬恩亲了。另外，崔浩是否也想起当年在衰老的道武帝身边喝粥那一丝孤独的温情，他是否还会……

    然而他那自诩高贵的头颅终要陨落了，然而没有人谁能够真的杀死谁，人们只不过会死于他们心中的那个道，崔浩只是其中的一个——被自己所坚守的东西诱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