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情况大不相同。从制度上看，基本沿袭明末，考试程序、办法等并无多少变化，但重视程度大大超过明代。清代武官虽然仍以行伍出身为“正途”，科举次之，但科举出身者数量不断增大，在军中占有很大比例。加上封建国家大力提倡，制度日益严密，录取相对公正，因此，民间习武者争先恐后参加武举考试。清代武举为国家提供了大批人材，其中产生了不少杰出人物。

　　清代武举一依文榜程序，考试大致分四个等级进行。

　　一：童试，在县、府进行，考中者为武秀才。二：乡试，在省城进行，考中者为武举人。三：会试，在京城进行，考中者为武进士。四：殿试，会试后已取得武进士资格者，再通过殿试(也称廷试)分出等次，共分三等，称为“三甲”。一甲是前三名，头名是武状元;二名是武榜眼;三名是武探花。前三名世称为“鼎甲”，获“赐武进士及第”资格。二甲十多名，获“赐武进士出身”资格。二甲以下的都属三甲，获“赐同武进士出身”资格。

　　殿试的规格很高，一般由皇帝亲自主考。考试揭晓后，在太和殿唱名，西长安门外挂榜，并赐给武状元盔甲。然后由巡捕营护送武状元归第，炫耀恩荣。第二天，在兵部举行盛大的“会试宴”，又赏给武状元盔甲、腰刀等，赏给众进士银两等。清代科甲等级差别甚大，同样是武进士，一、二、三甲的等级和荣誉却大不相同。自然状元是出尽了风头的，登第后的三天内，可以披红挂彩，上街夸官，真所谓春风得意、风光十足了。

　　殿试以后，通常立即由兵部授予官职。顺治三年(1646)丙戌科是清朝武举第一科，当时规定武状元授正三品的参将，武榜眼授从三品的游击，武探花授正四品的都司。二甲授正五品的守备，三甲授从五品的署守备。康熙年间又有变动，改为一半授营职，是直接带兵的官，另一半授卫职，是皇帝的宫廷侍卫。雍正五年(1727)规定，武状元授御前一等侍卫，武榜眼、探花授二等侍卫。再从二甲中选头十名，授三等侍卫。其余全在兵部注册授于守备等营职。雍正以后各朝武进士的授官情况还有一些变化，不过所授品阶基本上以康熙朝定制为准，没有太大的变更。

　　清朝武举各级考试，通常每三年举行一次，每科录取人数也有定额。但常科以外，还时常增设所谓“恩科”，常额以外，也增加一点“恩额”。

　　这类“恩科”、“恩额”都由皇帝直接掌握。无非笼络人心，吸收更多的武勇人士为统治者效命。考试办法差不多与明代一样，分一、二、三场进行。一、二场试了弓马技勇，称为“外场”;三场试策论武经，称“内场”。一场试马上箭法，驰马三趟，发箭九枝，三箭中靶为合格，达不到三箭者不准参加二场。乾隆年间，一场又增加了马射“地球”，俗称“拾帽子”，专为考察伏射能力。二场考步射、技勇。步射九发三中为合格。

　　所谓“技勇”，实际上主要测膂力。一共三项。头项拉硬弓，弓分十二力、十力、八力三号，另备有十二力以上的出号弓。应试者弓号自选，限拉三次，每次以拉满为准。二项舞大刀，刀分一百二十斤、一百斤、八十斤三号，试刀者应先成左右闯刀过顶、前后胸舞花等动作。刀号自选，一次完成为准。第三项是拿石礩子，即专为考试而备的石块，长方型，两边各有可以用手指头抠住的地方，但并不深。也分为三号，头号三百斤，二号二百五十斤，三号二百斤。考场还备有三百斤以上的出号石礩。应试者石号自选，要求将石礩提至胸腹之间，再借助腹力将石礩底部左右各翻露一次，叫做“献印”，一次完成为合格。凡应试者，弓、刀、石三项必有两项为头号和二号成绩，三号成绩超过两项者为不合格，取消三场考试资格。

　　三场是考文，当时叫“程文”，也称“内场”，相当于文化课考试。内场考试对大多数武人来说，比外场考试更难应付，所以考试办法不得不屡有变动。最初是考策、论文章，“策”相当于问答题，“论”是按试题写一篇议论文。顺治时定为策二篇、论二篇，题目选自四书和兵书。康熙年间改为策一篇、论二篇。策题出自《孙子》、《吴子》、《司马法》三部兵书，论题只从《论语》、《孟子》，考试难度有所降低。乾隆时，又改为策一题，论一题，题目都选自《武经七书》。

　　到嘉庆年间，考虑到武人多不能文，所考策、论多不合格，而不少外场成绩突出者又往往败于内场，于是干脆废除策、论，改为按要求默写《武经七书》中一段，通常只一百字左右。这样一味迁就，使内场考试的水平越来越低，最后差不多只是形式上的存在了。当时社会上歧视武人之风很盛，经此一改，武人更加被文士们看成纤纤武夫，武举的社会地位大不比清代前期了。清代著名学者赵翼有一段记述，最能反映武举内场考试的实情，也反映了当时文人对武人的轻蔑：

　　“武闱但以弓马技艺为主，内场文策不论工拙也。余尝主顺天乙酉科武乡试，其策有极可笑者。如‘一旦’二字多作‘亘’字，‘丕’字又作‘不一’字，盖缘夹带小本字画甚密，不能分晰，故抄誊讹错耳。又如‘国家’字应抬高一字，则凡论古今地名处，如‘国家四郊多垒’、‘社稷危亡’之类，亦无不抬头。武生自称‘生’，则应于行内稍偏，乃又将‘生人’、‘生物’、‘生机杀机’之生字，一概偏在侧边。如此者不一而足。然外场已挑好‘双好’字号，则不得不取中。幸武闱无磨勘之例，可不深求耳。”

　　实际上康熙注意到了科举文武分途不利于造就兼备人材的问题，他曾要求打破考试中的传统界线，允许文武生员举人交叉考试，武科举人可以改考文科进士，文科举人可以改考武科进士。康熙认为：“如此则各得展其所学，文武两途，皆得真才矣。”然而，整个清代，文武交叉考试者寥寥无几。文武各成畛域而壁垒森严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文人不武，武人不文，文武兼长的人材也就越来越少。文武分途的考试制度培养了大批专门人材，却很难造就出允文允武的博通人材，应该说这是科举制度的弊端之一，也是清朝中后期政坛上出将入相人材日见匮乏的原因之一。

　　上面所讲考试办法，是会试一级的，乡试、童试的考试办法与会试大致相同，只二场弓、刀、石的份量相应降低，马步射降为九发二中为合格。

　　录取名额

　　清朝对武科乡试、会试的录取额有具体规定。康熙二十六年(1687)规定，武乡试录取名额约为文乡试的一半，全国共八百四十名左右。其中河北省(直隶)，一百零八名，其他各省六十名以下不等。会试录取名额康熙初年以前，大致在每次录取二百名到一百名之间。康熙十八年定额一百名，后来又规定不拘定额，特别是不拘各省分配的定额，只按考试成绩，奏报皇帝，由皇帝和主考大臣临时酌定录取人数。酌定时也要考虑到各省都有名额，但一甲、二甲只依据成绩圈定，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每科参加会试的武举人，一般在千人左右，有时多到两千人左右，进士录取额如果平均以一百二十人计，那么录取比例差不多是在十人或十几人中取一名，显然，考取武进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落第的武举人，雍正年间曾规定按路程远近发给回家路费，多则十两，少则四、五两。而大部分武举人，按规定可到兵部注册，由兵部依据个人成绩分三等授予武职，也可以到本省军营中效力。总之，只要有一个武举人资格，就算有了进身之机，同样也有逐步升迁的机会。

　　没落

　　清代武举制度与大清帝国相始终。鸦片战争以后，频繁的御侮战争中，早就显露出武举人材不能适应新的战争，除了长矛大刀与坚船利炮之间的差距外，更重要的还是基本素质和军事思想上的差距。然而朝野上下株守陈规，玩岁愒日，武举考试竟一直被延续下去。光绪二十一年，荣禄首先提出废止武举考试，他说：“自火器盛行，弓矢已失其利，习非所用，与八比试帖之弊略同。积弱之端，未始不由于此。”他主张各省创设武备学堂，以西洋军事课程培养新式军人。然而荣禄的倡议并没有得到大多数朝臣的响应。一拖便是几年，光绪二十四年照例举行武举会试——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武会试。不久，要求改革的呼声又一次响起来，“内外臣工请变更武科旧制，废弓、矢、刀、石，试枪炮。”然而依旧未能实行改革。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武举制度才终于被宣布废止。可惜这已经太晚了，仅仅十年后，大清帝国便宣告灭亡了。

　　清朝以铁骑劲弓得天下，所以前期几个皇帝都很重视讲习武艺，时时强调“文武并重”，力图保持满族劲悍尚武的传统。然而，由于受到汉文化的不断浸润和持续执行“右文”政策，使朝野上下重文轻武之风日益浓烈。于是，不但在观念上，就是实际待遇上，武科地位也比文科低得多。文科殿试揭晓后，新科进士的姓名、籍贯及名次都要郑重其事地刻在“进士题名碑”上，这些碑至今还完整无损的保存在北京国子监旧址。此外，官私刊印的《馆选录》、《鼎甲录》和《明清进士题名碑录》一类书籍很多，差不多随处可见，因此清代文科进士的情况非常清楚。武科就大不相同了，既没有“题名碑”制度，也很少有专载其事的书籍，对整个清代武科概况，包括武科鼎甲情况，不要说后代，就是当时人也往往不能言其详。

　　幸好近人朱彭寿曾做过一番统计，留给我们一份珍贵材料。加上还有其它方面的材料，使我们对清代武举鼎甲情况大致有所了解。

　　清代的武会试，自顺治三年(丙戌)开科，到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截止，一共进行了一百一十二次。也就是说一共产生了一百一十二个武状元，还有一百一十二名榜眼和探花，总计武科前三名(鼎甲)是三百三十六名。一百一十二年武状元的姓名都有记载，但目前能确知其籍贯者只九十二人，其余二十一人还有待于考求。这九十二个武状元，河北省出的最多，共三十二名。以下山东十三名，浙江八名，江苏六名，河南、山西各五名，广东四名，甘肃、福建各三名，江西二名，四川、陕西各一名。此外，汉军旗六名，满军旗三名。

　　这个统计不完备，也不是很准确的，不过大略可见各省武举基础的差别。所谓武举基础，可从两个方面认识，一是尚武风气，二是文教水平。河北省武状元最多，武榜眼、探花也比别的省多，这与河北省武风素盛分不开。正因为河北省武风基础好，所以清朝对河北省特别重视，乡试名额总比他省给得多。陕、甘二省古多名将，尤其是甘肃，虽然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但自来“人材健壮，强勇者多，骑射娴熟，胜于他省。”康熙年间平定“三藩之乱”中的名将张勇、赵良栋、王进宝、孙思克都出在陇右，所以清朝对陕、甘二省总是另眼相待。武乡试名额，顺治朝规定陕、甘各二十名，后经康、雍、乾三朝追加，两省都增至五十名，这比许多大省的名额都多。有清一代，甘肃出了三名武状元，一名榜眼，四名探花，以甘肃的经济文化和人口而言，这个数字不能算小了。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甘肃包括宁夏，三名武状元张文焕、马会伯、李如柏都出在宁夏，五名榜眼、探花中，也有三人出在宁夏。人口不及江南一个大县的宁夏，居然出了六名武科鼎甲进士，这不能不是一个引人注意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