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83年，前秦皇帝苻坚在淝水之战中败北。曾经强盛一时，统治大半个中国的前秦帝国轰然倒塌，构成前秦民族马赛克的各个族群纷纷自立，互相攻伐，中国北方再次陷入混战。386年春，鲜卑拓跋部领袖拓跋珪恢复代国，同年改国号为魏，开始征伐周边各族群政权，到398年正月，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占据了华北大部分地区。就是在这一年七月，拓跋珪宣布“迁都平城”，并且营建宫殿，设立宗庙和社稷坛等礼制机构。在493年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平城一直作为北魏的首都，并随着北魏疆域的扩张，成为统治北跨大漠，南界淮汉，东达辽水，西抵焉耆这一广大帝国的中心。而这，从历史的长河来看，正是改变这座城市命运，最终使其成为辽金二代的、明清两朝的边防重镇的关键件。

　　那么，北魏为什么要选择平城作为都城?

　　秦汉以来，平城虽然因为汉高祖的白登之围而比较有名，但就其地位而言，不过是边郡雁门所辖一县，汉代的郡设太守、都尉各一名，而边疆地区军事形势严峻，往往设置多名都尉，驻扎在要冲，以方位为别，平城就是雁门郡的东部都尉所在，军事地位比一般的县重要一些，但也仅此而已。根据今天的考古发掘，汉平城县就在今大同市的操场城，城址东西长1000米，南北宽600米，与边疆地区普通城址规模相仿。

　　在定都平城的398年，北魏的统治范围内，并不乏名都大邑，最著名的，莫过于河北名城——邺城，这里是曹操的霸府所在，也是西晋末年以来后赵、前燕等诸多政权的都城。而且，就在这年正月，拓跋珪专门到了邺城，巡游宫殿，有定都之意。但几天之后，他突然匆匆离开邺城回到代北。几个月后，确定平城为首都。

　　和平城所在的代北相比，邺城有着很大的优势。它所在的漳河流域土地肥沃，水源充沛，而且早在战国时期，魏国的地方官西门豹就开凿渠道，建造起发达的灌溉系统，是当时著名的粮食产区。而且，邺城在华北平原中部，是太行山东麓大路的枢纽，也是曹操建立起来的漕运体系的中心。这样，邺城就能聚集起大批的粮食，以供养日益庞大的皇室、贵族、官员、军队、奴仆、百工等作为都城必备的消费人口。

　　而平城所在的代北地区，气候寒冷干旱，降水稀少，土质相对贫瘠，在汉代就不是重要的农业区。汉末的战乱迫使当地汉人逃离家乡，农耕传统中断，经济基础薄弱。而且平城地处山西高原北部，与作为粮食主产区的华北平原隔着高峻的太行山，地势崎岖，拓跋珪从邺城返回代北时，特地派兵卒万人开凿山路，可见运输的不便，这样从中原运输物资接济首都也变得非常艰难。何况，经过曹操、石虎、慕容儁等人的历代修建，邺城城池和宫殿都非常完整豪华，难怪拓跋珪有定都之意。

　　那么，为什么拓跋珪还要把首都定在平城呢?

　　首先，这是当时的政治格局和战争形势决定的。

　　北魏的核心力量，是以拓跋部为首联合诸多部族而形成的政治集团，他们虽然团结勇悍，战斗力强，但毕竟人数稀少，而中原地区人口众多，当地的汉人等各族豪强对北魏政府也心存疑虑，如果定都于此，势必会让拓跋集团的人口劣势暴露无遗。415年，代北连年霜旱，很多居民饿死，有些官员建议迁都邺城，大臣崔浩、周澹认为这样会让中原人看出鲜卑人的虚实，影响北魏国本，从而阻止了迁都。

　　更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北魏统治集团的发展阶段。道武帝拓跋珪幼年被前秦迁徙到内地，汉文化水平比较高，但就整个拓跋部来说，其社会和文化发展水平尚处于不甚发达的阶段，部落联盟的色彩浓重，一直到道武帝去世的时候，还存在着兄终弟及的继承法，皇权仍有待强化。在经济形态上，畜牧和狩猎是其主要生产方式。北魏初年，国家财政、贵族财产往往会用牲畜来计算，比如道武帝时，王建因战功受赐“奴婢数十口，杂畜数千”，就能说明问题。太武帝本人更是以牧民自居，曾当众说：“国人本着羊皮袴，何用绵帛?”

　　狩猎经济也是如此，拓跋鲜卑原本就是一个狩猎民族，《魏书•序纪》追溯其祖先事迹时说：“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狩猎，同时也是游牧经济的一种重要补充。而且，狩猎活动兼具军事演习的色彩，也有很大的娱乐功能，所以，北魏定都平城以后，狩猎经济与活动依然活跃，上自君主、贵族，下到平民的田猎活动史不绝书。

　　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牧民和猎手，拥有大量牲畜财产的拓跋鲜卑统治集团成员，自然不适应中原的气候和环境(事实上，在拓跋珪攻打位于河北平原的后燕时，过半士兵和牲畜患病死亡)，要凝聚拓跋人的力量，统治人口远超己方的中原地区，拓跋珪只能选择与拓跋人故乡条件接近的代北地区。

　　第二，平城的优势

　　地理学上谈到城市的区位优势，分为不同位置尺度，选择代北地区为畿辅，这是平城定都的大位置条件。但是，当拓跋部族进入代北地区，将其作为“畿内之田”经营的时候，面临着两汉雁门、代郡几十个郡县故城，为什么单单选择了平城?

　　从战略意义和城市基础来看，马邑城(今朔州)是西汉初年韩国的首都，周边土地相对肥沃，其财富曾引起匈奴单于垂涎，是汉武帝“马邑之谋”的诱饵。代郡城(今河北蔚县代王城)，是战国时期代戎的首都，西汉代国也曾建都于此，其地临近飞狐道，是沟通大同盆地与华北平原的交通枢纽。善无城(今右玉古城)先后为两汉雁门郡与定襄郡的治所，规模宏大。[编者按：作者曾撰文《一座边防要塞、贸易重镇是怎么沦为衰败古城的?》，介绍右玉古城。可参看“相关新闻”。]高柳城(今阳高)曾为两汉之际军阀卢芳盘踞之地，东汉代郡的治所，这四座城市的规模都大于平城，代郡城的周长甚至是平城的三倍左右，很难想象平城这样一个普通县城会最终脱颖而出。

　　《魏书》中的一个故事给了我们线索：

　　道武帝时期，重臣和跋获死罪，临刑前，他对来诀别的弟弟们说：“㶟北地瘠，可居水南，就耕良田，广为产业，各相勉励，务自篡修。”㶟水就是今天的桑干河，流经代北地区的中心位置。和跋实际上是在暗示弟弟们逃跑，果然他们借故逃离了北魏。但是，既然和跋当着监斩官说话，自然不可能信口胡说。可见在时人眼中，桑干河以北地区，农业条件应该是不如其南的。

　　问题是，就整个桑干河流域而言，整体的水热条件相差不远。除少数地区外，桑干河两岸的河谷谷地年平均气温相差不到1℃，桑干河北的一些地区，降水量和光照甚至超过河南地区。总体来看，桑干河南北的地理环境并不足以造成农业发展程度的重要差异。

　　造成这这种差异的原因，还是北魏核心区域的民族和经济分布格局。东汉末年和西晋时期，虽然边郡残破，大批汉人逃亡，但在桑干河以南的地区还保留了郡县体系和一定数量的汉人人口，农业基础比较好。北魏初期，昭成帝什翼犍和道武帝拓跋珪都曾计划在这一地区建都，拓跋珪称魏王，就是在桑干河以南的繁畤举行的仪式。

　　但拓跋珪确定畿甸区域的前后，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一个是以平城为首都，另一个就是大量迁徙各处居民进入代地，其中包括以拓拔部及其所统辖的众多游牧部落，随之迁入的，还有他们所驱赶的大量牲畜、野兽。

　　由于桑干河以南还有一定程度的农耕基础，迁徙而来的汉人、徒河等农耕人口安置于此;而桑干河以北地域开阔，水草丰茂，北魏以平城为中心，建设了广大的苑囿和牧场，以满足畜牧与狩猎人口的需要，形成了畜牧与狩猎经济区。这一区域的居住者大多为拓拔部的“国人”，他们聚居在平城周围，形成畿甸中的核心区，对于确保国人的战斗力，保卫皇室的安全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这种以桑干河为界的经济区划，是北魏在㶟北建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再看桑干河以北的几个重要城市：善无、平城和高柳各自扼守一条通向内蒙古高原的通道，地位都非常重要，但在汉代，中原是核心，边郡的交通路线是纵向的;而在北魏，代北才是核心，所以平城的居中位置优势凸显出来。

　　所以，综合来看，北魏选择背靠大漠，俯瞰中原的桑干河流域作为根据地，在桑干河流域内部，又选择地处畜牧与狩猎经济区内，位置居中的平城，是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与传统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的确属于最优选择。

　　在之后漫长的岁月，纵使民族、政治与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迁，大同依然能够保持区域中心城市的地位，这一区位优势显然是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