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三国历史，社会大众包括专业学者关注、研究的主要是政治变迁、军事斗争，货币经济及其造成的政治后果长期以来被轻视甚至忽视。陈教授据此指出，在货币经济上，三国却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晋书•食货志》云：“及黄初二年，魏文帝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至明帝世，钱废谷用既久，人间巧伪渐多，竞湿谷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市，虽处以严刑而不能禁也。”陈教授引此为证说，魏文帝不铸币，让百姓以物易物，市场上几乎没有货币流通，这当然属于自然经济的范畴。

　　魏明帝为了大兴土木而发行曹魏五铢。陈教授发现此钱“铸工粗糙、不修边幅，外缘多毛刺，内穿偏大，钱体轻薄。形制、质量与汉末剪轮五铢、对文五铢相近。”而剪轮五铢与对文五铢都是不符合法定价值的，易言之，这是通货膨胀下的货币。总之，曹魏通缩与通胀不定的货币政策，对社会经济负面影响很大，造成官民不便的严重后果。陈教授认为，这也是司马氏篡魏的部分原因。

　　蜀汉一般被认为是三国时期最弱小的一个政权，但颇为奇怪的是，蜀汉虽然最先亡国，却没有发生过像曹魏、孙吴那样严重的政局动荡。以往的研究没有注意到蜀汉的货币政策，陈教授强调，这是了解蜀汉乃至整个三国历史的重要缺环。

　　《三国志》注引《零陵先贤传》云：“(刘备)拔成都，士众皆舍干戈，赴诸藏竞取宝物。军用不足，备甚忧之。(刘)巴曰：‘易耳，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价，令吏为官市。’备从之，数月之间，府库充实。”刘备占据四川后，铸造直百五铢，此钱价值一百个(东汉)五铢，理论上它的成色应为五铢的一百倍。

　　陈彦良通过出土实物证据的考察，证明了直百五铢的实际价值低于其法定价值。也就是说，此钱的发行实际上是通货膨胀。陈教授还分析说，由于东汉末年严重的通货膨胀造成交易体系崩溃，蜀汉此钱相对也能为百姓所接受。这种“有限通胀”，基本支撑了蜀汉社会经济的发展，就也是其政局相对稳定的货币经济史原因。

　　相对于蜀汉，孙吴则是严重通货膨胀。《三国志•吴书•吴主传》云：“中(嘉禾)五年春，铸大钱，一当五百。诏使吏民输铜，计铜畀直。设盗铸之科。”此《传》又云：“赤乌元年春，铸当千大钱。”这种法定上当五百、当一千的大钱的实际价值严重低于其法定价值，且越到后来此钱的质量越轻。因此，孙吴长期处于通货膨胀状态，对社会经济造成严重伤害。

　　陈教授强调，根据考古实物的研究，孙吴的许多墓葬土的钱币，汉代钱币占绝大多数，而孙吴自铸钱币非常少。由此可知，孙吴所铸的通胀钱币远远不足社会经济发展之用。就此而论，孙吴地区也存在严重的通货紧缩。综而论之，孙吴政权是严重的通胀与通缩并存。史书上经常出现孙吴经济落后与内政动荡同时并存的记载，从货币经济史的角度看，也就无足为怪了。

　　魏晋南北朝货币情况为何混乱不堪?

　　除了全汉昇的“中古自然经济论”，陶希圣在《南北朝经济史》中说，这是一个货币大混乱的时代。全、陶二人的概括虽然比较准确，但是并不能说明，魏晋南北朝货币混乱产生的原因。陈彦良教授认为，研究货币经济史与政治史一样，解释历史如何发展之外，更重要的是解释历史为何发展。

　　杜佑《通典•食货》云：“原夫立钱之意，诚深诚远。凡万物不可以无其数，既有数，乃须设一物而主之。其金银则滞于为器为饰，谷帛又苦于荷担断裂，唯钱但可贸易流注，不住如泉。若谷帛为市，非独提挈断裂之弊，且难乎铢两分寸之用。”陈教授说，这个概括差不多已经点出魏晋南北朝货币问题的全部症结所在。

　　杜佑的意思是，货币的最重要功能是价值尺度。货币价值尺度功能之所以能执行，往往不是因为数量过多，就是因为数量太少，或者是种类太多、不利兑换以及轻重或成色变化太快而引起。一旦发生通胀、通缩或形制混乱，货币的流动性功能就无法正常发挥，社会经济的发展因之受损，甚至退回到更原始的以物易物状态。

　　陈教授说，杜佑之论与现代货币经济学理论深相契合，可以解释魏晋南北朝货币情况混乱不堪的原因。如前述，魏晋南北朝的统治者长期很少铸钱，一旦开铸又都是虚价劣钱即通胀，这导致钱废而不用，原来的优质好钱更被大量窖藏，遂至通缩。如此一来，通胀、通缩同时肆虐，造成社会经济的结构性困局。

　　那么，对于这种通胀、通缩、币制混乱同时并存的情况，为何当时的统治者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去阻止呢?陈教授总结道，在位者无深识远虑、官僚贪污腐败、战乱不断是主要的三大原因。而这三种原因又与货币混乱互为因果，共同导致了魏晋南北朝政治、经济、军事的全面落后。

　　陈教授最后举例说，东魏北齐的高澄曾经提出过与汉文帝完全相同的放任铸币政策，可惜大臣出于私利群起反对，故未能落实。且高澄提出此议不久即被降将刺杀，魏晋南北朝唯一一次有希望成功整顿币制的曙光也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