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的一生，就像夜空划过的流星，虽然璀璨夺目，但只是短短的一瞬，就匆匆消失了。就在人们众口一词的悲伤、惋惜和嗟叹声中，有人说出了这么一种声音：“志摩的死，就志摩本人而言，是身体的不幸，却是精神上的大幸。”

　　说这话的人，是徐志摩亦师亦友的胡适。如果用胡适的话来评价历史上的一个毁誉参半的帝王，却恰如其分。这个帝王，就是南北朝时的梁武帝萧衍。萧衍的前半生，论文论武，都称得上是世之楚翘;可是，他的后半生，却无比昏庸，智商倒退，崇佛信佞，识人不明，终于国灭身死，令人不胜唏嘘感叹。萧衍是南兰陵中都里人，即现在的江苏武进县。他的父亲萧顺之是齐高帝萧道成的族弟，而萧道成，居说是汉初名相萧何的后人。也就是说，萧衍也是萧何的后人。萧衍自小聪颖，博学多才，和沈约、谢朓、范云等人并称为“竟陵八友”。

　　沈约是后来《晋书》、《宋书》、《齐纪》等书的编著者，在史上有所谓“江东之豪，莫强周、沈”的说法;谢眺的诗名很高，是唐朝诗仙李白、诗圣杜甫的崇拜偶像。清人王士稹说李白“一生低首谢宣城”，的确，读李白的“解道澄江静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三山怀谢眺，水澹望长安”、“我吟谢眺诗上语，朔风飒飒吹飞雨”、“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等诗，就可以想象得到谢眺在李白心中的地位。

　　萧衍与这些人齐名，说明他的学识不在这些人之下。近代文学评论家郑振铎先生曾宣称：“萧衍新乐府辞最为娇艳可爱”。且让我们来读一首萧衍的新乐府辞乐府，《襄阳蹋铜蹄歌》：草树非一香，花叶百种色。寄语故情人，知我心相忆。诗句清新，意味隽永。

　　本来，萧衍在文学和诗作上还可以有更大的发展，但一场突如其来的巨大的政治漩涡把他卷入了残酷的政治搏杀之中，不幸脱离了文学，万幸地登上了帝王之位。即使做了皇帝，萧衍仍然着力研究经学、史学，撰有《周易讲疏》、《春秋答问》、《孔子正言》等二百余卷。他曾对《汉书》等断代史的写法极为不满，亲自主持编撰了六百卷的《通史》，自称：“我造《通史》，此书若成，众史可废。”萧衍的文才是如此出众，武略却也极其了得。北魏孝文帝率领三十万军队攻打南齐的义阳城。

　　齐明帝萧鸾派遣萧衍和平北将军王广之领兵前往救援。王广之畏缩不前，萧衍慨然请行，与义阳城中的齐军北魏军展开内外夹攻，最终打败了北魏军，赢得了这场战役。此战结束，萧衍升任太子中庶子。改年秋天，北魏军再次南下，接连攻下了新野、南阳，直逼雍州(即现在的湖北襄樊市)。萧衍率军增援，虽然不能取胜，却巩固了樊城一线，开辟了属于自己的根据地，为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而后南齐东昏侯萧宝卷乱政，许多大臣惨遭杀戮，其中就包括萧衍的哥哥萧懿。萧衍时为雍州刺史，驻守襄阳，眼看大祸就要降临到自己身上，没有一丝犹豫，没有一丝顾虑，当机立断，以武王伐纣的气概遍发布檄文，列数萧宝卷之恶，自称以有道讨伐无道，悍然起兵，建立了南梁政权。登上了帝位的萧衍励精图治，每天五更起床，即使是冬天也不例外，批改公文奏章。据说，在冬天起床太早，在批改公文时，手都被冻裂了。勤于政务的同时，萧衍也很注意节俭。

　　史书上称他“一冠三年，一被二载”，不追求穿衣打扮，穿的是布衣木棉，盖布被，垫莞席，足登草履，头戴葛巾。不讲究吃食，每天用餐以蔬菜和豆类为主，有时忙开了，就草草喝点稀粥了事。萧衍对吃穿享乐是这样的淡薄，对人才的任用和对官吏的选拔却极其重视和讲究，他常常亲自召见在基层工作的官员，训导他们遵守为国为民之道。为了广泛地纳谏，最大限度地用好人才，萧衍还别出心裁地在殿门设立两个盒子，其一称谤木函，另一称肺石函。萧衍说了，如果功臣和有才之人认为自己被埋没了，可以往肺石函里投书信;如果是一般的百姓，有意给国家提些什么批评或建议，可以往谤木函里投书。

　　这个时候的萧衍，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称得上是个明君。可是，当帝位已经巩固，世道河清海晏，萧衍开始爱上了佛教、信奉佛教，而且一发不可收拾，越陷越深，不能自拔。萧衍把信奉佛教作为国策，立佛教为国教，要求王公贵戚乃至平民百姓都要信佛，在全国大建寺庙，广收僧人。在萧衍身体力行的倡导下，南梁国内寺塔林立、僧人遍地。唐代诗人杜牧的名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就是有感于此而作。据统计，南梁时的佛寺达2846座，僧尼有8.27万人。即使这样，萧衍还嫌佛寺不够多，要继续修。但资金不够了，怎么办?他想了个主意：自己到寺院“舍身”出家。由此，大臣要找皇帝处理国事，只好到寺院花钱“赎”。梁武帝先后四次入寺舍身，群臣为了“赎”他还俗，捐了一亿万钱。可以说，大修佛寺浪掷了南梁无数财力，造成国力大幅度衰退。

　　此外，佛教的慈悲戒杀理论对南梁的社会、政治生活也造成了极大影响。萧衍将佛教的慈悲戒杀理论和儒家“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的仁恕思想结合起来，不仅自己不食肉，还要求国家祭祀也要戒杀，用蔬菜果品代替原来的猪牛羊等。实际上，在当时的佛教律典中，是找不到出家人必须食素的任何根据的，就因为萧衍的倡导和严令禁止，南梁境内僧众从此不再食肉。此例又被后来的北齐、隋唐所秉承，中国的佛教僧侣从此告别了肉食。以上种种举措，使萧衍赢得了“皇帝菩萨”、“佛心天子”的称号。“皇帝菩萨”、“佛心天子”把这种不杀生的理念应用在动物身上，害处还不是很多，但在对待法律问题上，如果还以“菩萨心肠”、“佛心仁人”来处理，国家不乱才怪。可是，萧衍对那些奸佞之徒法外开恩，最终姑息养奸，极大程度地祸害了国家和民众。

　　比如萧衍的弟弟萧宏骄横奢侈，暴敛无厌，敛收钱物三亿万，萧衍虽然心知肚明，却只是仰天默诵几遍：“南无阿弥陀佛”，就此拉倒。而萧宏一看没事，胆儿更肥，竟然践踏伦理道理与萧衍的女儿大行通奸之事。还有，萧衍的侄儿萧正德明明已经投降了北魏，在北魏混不下去了，又回到了南梁。萧衍“慈悲为怀”，赦免他，封他为临贺王。最后呢，这个萧正德勾结了外人侯景，把侯景带进了南梁的都城建康，给南梁帝国捅上了窝心一刀。

　　要说，萧正德所勾结的侯景，也是被萧衍这个所谓的“皇帝菩萨”一点点养成地心腹之患的。寓言故事里的东郭先生是怎么死的?被狼咬死的。萧衍就是东郭先生，侯景就是那头狼。狼被猎人追得走投无路，东郭先生“见义勇为”，打开自己用来装书的口袋，让狼钻进去，躲过了猎人的围捕。侯景要趁乱世起兵争霸，可是既抗击不住东魏的高澄，又惹毛了西魏的宇文泰，在东西两大枭雄的夹击下，日暮途穷、走投无路，萧衍大动“菩萨心肠”，将之迎到自己身边，最终用自己的生命和南梁帝国的国运对“引狼入室”四个字做出了血淋淋的诠释。

　　南梁帝国也从此陷入分崩离析的大当中，国内百姓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萧衍为了与北魏争夺战略要塞寿阳，他本着避免战争大量流血的“慈悲”原则，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筑建浮山堰，准备通过水淹寿阳城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从而顺利收取寿阳。可是，这个浮山堰是在哪儿修建的呢?在经过寿阳的淮河的下游!对，你没看错，是下游。

　　萧衍的设想是：在下游打坝修堰，先拦住淮河水，等淮河水位上涨的时候，水就可以淹没寿阳城了。最终，寿阳城没被淹，而被拦截近半年的淮河水突然冲垮了河堰，大坝上的数万梁朝军民转眼就丧生在滔天的洪水之中。这还不算，浮山坝的下游的平原全部成为泽国，数十万无辜百姓和他们的家园一起全部被洪水所吞噬。呜呼悲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