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历史数千年，恐怕没有哪一个朝代出过宋代那么多奸臣。比较有名的大奸臣除蔡京为首的“北宋六贼”外，其他还有李邦彦、张邦昌、秦桧、史弥远、贾似道、留梦炎等多人。这些大奸臣不仅陷害忠良，荼毒百姓，大部分还出卖国家民族利益。宋代经济取得一定成就，朝野奸臣结成利益集团，以韬光养晦为基本国策;外有强敌，却秉承和平方针，有些奸臣与外敌暗中勾连;内部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奸臣对内暴力;官民盛行奢靡之风，知识精英一心只为做官发财!

　　在与各朝各代的比较中，宋朝算得上是经济最繁荣的时期，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是这种繁荣的极好艺术再现。但是，经济发展并没有给百姓带来实惠，黎民众庶从来就没有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这种表面繁荣的背后是豪强不断兼并土地，造成大量农民破产，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以宰相为代表的大地主利益集团，完全占有了经济发展成果，官僚成为全社会最富有的阶层。而宰相就是这种经济模式的最高组织者，最大受惠者。

　　经济畸形发展，两极分化日益严重，而朝廷却没有制定相应有效的措施，来抑制豪强的扩张。因此，从宋初开始，阶级矛盾不断加剧，各地农民起义时有爆发，在这个过程中，宰相又成了的总指挥。要想保住既得利益，要想呼风唤雨瞒天过海一手遮天，宰相当然得费尽心机使出浑身解数，只要有需要，什么尔虞我诈、欺上瞒下、结党营私、打击报复、栽赃构陷等一切阴谋手段都可以使出来，一代代大奸臣就是这么炼成的。

　　两宋采取的都是韬光养晦的基本国策。在外敌虎视眈眈的环境里，宋朝统治者不要说没有“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霸气，就是对咄咄紧逼的入侵者，奋起一击的勇气都没有。他们采取的唯一办法就是“议和”，即“通过和谈的方式来解决国际争端”。

　　大宋的所谓“议和”就是实行“送去主义”，不断给外敌送钱送物，以求一时苟安。北宋末到南宋与金、元的“议和”除了输送钱物之外，还不断送去土地，最后将大好河山全部送完。在宋朝，宰相主持内政外交，因此他们在“议和”的舞台上有足够的表演空间，也最有可能堕落为卖国求荣的大奸臣，秦桧、史弥远等多个宰相都亲自担任过议和使臣。在宋朝的思想上，统治者通过比以往更严格更精细的科举考试和必须与朝廷保持高度一致的思想导向，逐步加深对人的钳制，于是宋儒理学应运而生。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读书只为求官，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不复存在。

　　秦桧、留梦炎等众多宰相，都是进士出身甚至状元及第，最终却沦落为历史上最著名的大奸臣、卖国贼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国家不幸诗家幸，如范仲淹、苏轼、王安石、李清照、辛弃疾、陆游、文天祥等少数读书人，他们还保有着传统文人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创作出了许多光照千秋的篇章。但是，在以皇帝为代表的颓靡文化指引下，更多的读书人不再关心国家大事，而是沉迷在各种流行娱乐文化中，茶文化、酒文化、玉文化、狎妓文化等在宋代都发展到了顶峰，在知识精英那里追求流行文化就是时尚，就是品位。

　　知识分子不再关心国家民族，而是醉生梦死享乐至上，当然有利于统治者维持稳定。但也正是从颓靡思想文化的土壤里选拔出来的官员，绝大多数没有理想，也没有廉耻，玩弄权术，贪污腐败。而身居高位的大奸臣，便是其中的登峰造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