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会已经来了，但国人的热切显然大不如前。从前奥运会，国人会拿每一位金牌获得者当国家英雄崇拜，但是随后越来越淡，至于本届里约奥运会，估计一些冠军的名字都未必记得起来。与其说国人的“爱国心”淡了，不如说这是一个“体育大国””迈向“体育强国”的国民成熟标志，人们大多弄清了这个理：体育的真谛是选手的职业化和全民健身，金牌的获得不仅是一种国家荣誉，而且更是为了吸引人们参与和关注这个项目，达到全民健身的目的。

　　那么，已经连年高居奥运金牌榜三甲的中国人，到底是不是举国“健儿”的体育强国了呢?一个国家被世界敬重，和体育究竟是什么关系?

　　于是，不由地想到了这词：东亚病夫。

　　现在关于“东亚病夫”的起源，存在两种说法。一说是来自英国人的报纸，一说是来自柏林奥运会。“正统”的词条往往把二者掺到一起。先由英国报章而起，后定格于柏林奥运会——在1936年的那次奥运会上，中国参赛运动员第一轮全部淘汰，无一进入复赛。

　　而英国报章是怎么回事呢?

　　那是晚清时期，英国人在上海租借创办的颇有名气的英文报纸——《字西林报》，意译《北华日报》。该报于1896年10月17日登载一篇文章。对萎靡的中国人以尖刻挖苦：“夫中国——东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东洋病夫”之名遂由此而得。

　　大家都知道翻译这篇报纸的是梁启超先生，而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谁，没有记录。只知道作者是个英国人，那么这个英国人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呢?《北华日报》为什么要发表这篇文章呢?

　　追本溯源，发现写作动机是两个连带事件：受“欧洲病夫”启发，评价中日甲午战争。

　　英国人在以“病夫”评价中国之前，早就把这顶帽子扣在了另一个帝国头上，那就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奥斯曼帝国有前帝国的前身，可谓世界最后一个由游牧民族建立的帝国。17世纪正是航海国家“日新月异”红红火火的时代，但却是这个最后一匹巨型草原狼老去的谢幕时代。早在17世纪，漫游世界的航海大国荷兰，就看出了奥斯曼帝国病根，荷兰领事在向国内报告中指出——

　　“现在此地情况已达到人人为所欲为的程度，其有权者尤甚，从这一点便可窥见该国的状况。现在已不是一根柱子折段或削弱的问题，而是国家的四根支柱，即宗教，法律，政治，财政全部崩溃……每个人不妨扪心自问，长此以往，是否还能维持下去?”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衰落，不是身体问题，而出在“国家的四根支柱”的腐烂——政治腐败、信仰破产、法律废弛、经济崩溃。而1896年10月17日，正是中日甲午战争一周年半的日子，东方帝国中国被后起之秀日本打败，联系到硕大的奥斯曼帝国被荷兰欺负，所以一个“欧洲病夫”，一个“东亚病夫”就这样“排列组合”了。

　　至于后来所言的柏林奥运会，其实和“东亚病夫”的固化没多大关系，中国运动员“无一进入决赛”是实，而“第一轮全部淘汰”说法有误。例如拳击运动员王润兰，在预赛中连克日本、英国选手，只在最后争夺决赛权时被裁判“无理改判”，才痛失决赛权。虽然当时中国运动员无一进入决赛，但是除了个别漫画之外，并没有遭到过度丑化。当时东道主的国家元首、威风凛凛的希特勒还兴致勃勃观看了中国的武术——飞叉表演，并没有轻蔑中国运动员。

　　彼时，包括希特勒在内的西方元首，对于中国的“成见”，并没有晚清那样深。所以，所谓东亚病夫与奥运会有关的说法，其实是以“身体”转移了“麻木不仁”的精神视线，不足为据。

　　事实上，参加柏林奥运会的中国运动员，出现不少英雄人物。他们在抗战爆发后，很多人加入了国民军，有的牺牲在抗日战场上，就像王润兰，卢沟桥事变后毅然入伍，任国民军三十二军补三团三营排长。1937年9月14日，他率部队在漳河北岸阻击来敌，连战4昼夜，负伤后坚持指挥作战。9月21日拂晓，带几名战士以集束手榴弹炸敌坦克时，壮烈牺牲。国民政府国防部授予他“民族英雄”称号。“王润兰们”用热血证明——他们不是“病夫”，是“英烈”。

　　可见，摘掉“病夫”帽子，与奥运会拿多少金牌没多大关系。随着世界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国运与体运并非因果关系。所谓病夫，不在身体，甚至不在个人精神状态，而在“国疾”。晚清时的中国，虽深受鸦片之害，但也并非个个都是大烟鬼，那时也出现不少“拳打东西两洋”的“霍元甲式传奇”，他们在银幕上打败俄国大力士与日本武士很容易，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东亚病夫”面貌。

　　百年风云中，中国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脱胎换骨一共有两次机会，一次是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二次是二战结束成为“战胜国”。中国接受日本投降时，世界不再有人对中国喊“东亚病夫”，因为那时中国有个响当当的称谓——“世界四强”。一如1923年凯末尔领导人民推翻奥斯曼帝国建立土耳其共和国之后，“欧洲病夫”的帽子就从他们的头上彻底消失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