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中，杨业是深受北宋重用的有功之臣，大宋江山若有十分，杨家担了七分。但事实是，杨业归宋时并没太受重用，也没受重赏。宋太宗封赏降臣之时，除了北汉主刘继元之外，马峰、郭万超等四人受的封赏最重，杨业根本靠不上边，所以都未在记录之列。归宋三个月后，因为要被派往边防前线，才有了对他的所谓厚赐。宋朝的用人之计是密赏，跟今天企业的密薪制相似，赏了些什么，赏了多少，别人无从知晓。

　　杨业在宋朝的地位不高，从没有成为宋军的主将。归宋时，杨业受封“左领军卫大将军”，说白点只不过是个“环卫官”的角色，而所谓的郑州刺史，也不过是个从五品的虚职。以这样的官位是无法近得皇帝身边的，离朝廷重臣相去甚远。他在北汉官至建雄军节度使，是二品以上大员。两相比较，天壤之别。

　　杨业在宋廷不过是位列偏裨的边将，入宋不足8年就战死在边关，《宋史》甚至连他的出生年月都搞不清楚。如果非要说杨业是受重视和被重用的，那就有点自欺欺人的味道了。杨业不受重用，事出有因。这既与他的家庭出身有关，也与宋朝军事体制的结构有关。首先，杨业的家世背景让他难获信任。杨业的父亲杨信原为麟州刺史，当时各种割据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杨家虽然也算是一方豪强，但势力相对较弱，只能于夹缝中求生存。

　　杨业20岁就被派给刘崇，这很可能是一种家族谋略。杨业年少英雄，很有才干，所以很快被刘崇赏识。但是，951年刘崇在晋阳自立为帝时，杨业的父亲已经归降后周了。这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复杂难解的现象，杨业在北汉听差，他的父兄却在后周为臣，父子三人效力于互相敌对的两个国家。这样一种局面的形成，当然有事出偶然的不可控因素，但也不排除杨业父亲的预先设计。在那个时代，脚踩两只船，谁先到岸就靠谁的现象并不鲜见。按今天的话说，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也许更为安全。

　　杨信去世之后，杨业的弟弟杨重勋继承了麟州刺史的职位，因为杨业效命北汉与后周为敌，当然不可能返回后周继承父业。麟州地处北汉与后周边境，杨氏的武装力量有限，没有强大到足够自保或自立，为了保全自己、保存实力，杨重勋在北汉与后周之间不停地摇摆，他以麟州刺史的身份几次投降北汉又数次回归后周。有这样的家世背景，杨业投降北宋之后，难免让人觉得不够放心，而他自己也会先虚上几分。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当监军责问他是否有异志时，他显得格外敏感。

　　降将的日子是最为难过的，在正统方看来，你既然可以弃城降我，在危急关头也可以降他。实际上，杨业并没有可值得怀疑的前科，与他的兄弟不同，杨业自跟随刘崇之后，30多年间，不管北汉发生什么样的变动，他一直忠心耿耿，从无二志。但是，光自己觉得忠心耿耿还远远不够，对于降将而言，检验和考验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这个过程可能足够漫长。降将很难被重用，这也是历朝历代的通例。看看《三国演义》赤壁大战中蔡、张二将的下场，也就不难理解身为降将的难处。

　　再者，以杨业在北汉军中的地位论，他也很难再受重用。他与北宋征战多年，积怨应该不浅。他在抗宋过程中获得了很高的声誉，现在又转过来依宋抗辽，难免会受到歧视或嘲弄。杨业之所以不被重用，更为重要的根源还在于宋朝的军事制度。宋朝非常注意限制武将权力，从宋太祖开始，就对武将处处防范，决不会任由任何一员武将决定着朝廷的七分事务，更何况是能征惯战的降将。重文抑武是宋朝的国策，后来慢慢形成一种制度，演变为一种文化。

　　宋太祖经历了皇位频繁更替的五代乱世，由陈桥兵变起家的他，对武将左右朝局的历史认识得非常深刻，为了确保大宋江山的长治久安，防治武将拥兵自立便是头等大事。于是他精心策划设计了限制武将权力的种种措施，杯酒释兵权之后，许多开国大将都被解除了兵权。

　　宋朝的第二位皇帝宋太宗则是在“烛光斧影”中上台的，他对手下的猜忌之心更重，即使是亲弟、亲子也概莫能外。每次大战之前，他都给大将赐阵图，让他们“各遵成算”，不能有丝毫变动。对嫡系将领如此，对降将是什么态度也就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