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氏孤儿”的故事内容，在一般版本中通常是这样描述的：春秋时期晋国武将屠岸贾仅因与忠臣赵盾不和，且嫉妒赵盾之子赵朔身为驸马之故，竟设计杀灭赵盾家族三百人，仅剩遗孤赵武被程婴救出。屠岸贾下令杀尽全国一月至半岁的婴儿，斩草除根，以绝后患。程婴遂与老臣公孙杵臼上演一出“偷天换日”之计，以牺牲公孙杵臼及程婴之子为代价，成功地保住了赵氏的最后血脉。二十年后，程婴告诉了孤儿赵武这一切，赵武终于痛报前仇。作品描写了忠正与奸邪的矛盾冲突，热情讴歌了为维护正义、舍己为人的高贵品质，慷慨激昂，雄浑悲壮，大义凛然，感人肺腑。你了解的故事也许只是这样!这是历史戏剧和民间传说中的“赵氏孤儿”，但它可不是凭空捏造、向壁虚构的产物，而是有史实为依据的，其最主要的依据，就是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语)之称的《史记》。据《史记·赵世家》记载，晋国赵氏家族于晋景公三年(前597)惨遭灭族之祸，史称“下宫之难”。赵氏的遗腹子赵武，在门客公孙杵臼和程婴的保护下幸免于难，并依靠韩厥等人的帮助复兴了赵氏的基业。

　　《赵世家》的具体记载是这样的：屠岸贾在晋景公时出任司寇一职，他追究当年晋灵公被赵穿所弑一案，并有意借题发挥以诛灭赵氏。韩厥劝说赵朔赶快逃走，但赵朔没有答应。在屠岸贾的蛊惑煽动下，诸将进攻赵氏于下宫，残杀赵朔、赵同、赵括、赵婴，将赵氏灭族。赵朔的妻子(史称赵庄姬)是晋景公的姐姐，当时已怀有身孕，变乱中，她仓皇奔逃到晋景公宫内躲藏。赵朔的门客公孙杵臼对赵朔的友人程婴说：“怎么不同赵氏一起赴死?”程婴答：“赵庄姬有遗腹，若幸而生男，我就奉他为主，助他复兴赵氏;若是女孩，我再死不迟。”不久，赵庄姬生下一男。屠岸贾知道后，便带人到宫中寻找，但空手而归。

　　过后，程婴找公孙杵臼商议：“屠岸贾不会甘心，必定会再来查找，该怎么办?”公孙杵臼问：“复立孤儿与慷慨赴死，哪件事更难?”程婴答曰：“赴死容易，立孤难。”公孙杵臼便说：“赵氏先君对你不薄，还是你做难事，而由我来做容易的，让我先行一步吧。”于是二人便将别人的婴儿带在身边，藏到山中。程婴偷偷找到诸将说：“程婴不肖，不能保全赵氏遗孤。谁能给我千金，我就告诉他孩子的藏身之处。”诸将大喜，应允了程婴的条件并攻打公孙杵臼。公孙杵臼假意骂道：“程婴你真是个小人啊!当日不能随赵氏死难，还和我一起商量保护赵氏孤儿，今天却又出卖我。纵然不能立孤，你又怎忍心出卖这孩子啊!”于是抱着孤儿仰天长叹：“天啊天啊!赵氏孤儿何罪?求你们让他活着，只杀我公孙杵臼一人吧。”诸将不应，于是杀了公孙杵臼和那个孩子。程婴从此背负着卖友求荣的骂名，与真的赵氏遗孤赵武隐匿于深山。十五年后，晋景公患重病。占卜的人称是冤死的大臣在作祟。韩厥趁机把当年下宫之难的实情告诉了晋景公，并告诉他赵氏孤儿并没有死。晋景公便将赵武召入，藏于宫中。待诸将入宫问疾时，晋景公借助韩厥之力胁迫诸将面见并认可赵氏孤儿赵武，诸将与程婴、赵武一起进攻屠岸贾，夷灭其族。

　　屠岸贾既已遭谴伏诛，程婴遂告白于赵武跟前：“昔日下宫之难，大家都能追随主人赴死。我不是不能死，我想的是要复立赵氏后人。现在你已长大成人，恢复了原来的地位，我要到地下报与赵盾和公孙杵臼知道。”赵武哭着叩首请求说：“赵武愿意劳苦筋骨来报答您的恩德，您怎能忍心离开我去死呢!”程婴曰：“不可以。公孙杵臼认为我能成就复兴赵氏的大业，所以先我而死。现在我不报与他知，他会认为我没有把事情办成。”于是拔剑自刎而亡。赵世家》关于“赵氏孤儿”一事的记叙，显然是一场由忠奸双方演绎的悲喜剧。其具有极强的故事性，浑不似史家的手笔，倒更像是一段可歌可泣的传说，读来令人血脉偾张、荡气回肠。后世戏剧、民间故事里的“赵氏孤儿”内容，除了事件发生时间上由晋景公时期换成了更早的晋灵公时期，以及被杀的孩子由旁人的孩子改成了程婴自己的孩子之外，基本上就是对《史记·赵世家》所记述内容的文学再现而已。

　　但是，让你大跌眼镜的故事还有这样的：在同一部《史记》中，《晋世家》中有关“赵氏孤儿”的记载就大相径庭，它根本不是什么忠奸生死搏斗的故事，而是晋国内部公室与强卿之间的一场权力博弈。没有哪一方特别神圣高尚，能以所谓的道德情操标榜。《史记·晋世家》是这样记载“下宫之难”与“赵氏孤儿”的：赵庄姬与赵婴有奸情，事情败露后，赵婴被赵同、赵括兄弟驱逐出晋国，并客死在齐国。赵庄姬因此怀恨在心，在晋景公面前进谗言加以诬陷，说“赵同、赵括将要作乱”。与此同时，与赵氏家族早有矛盾的栾氏、郤氏家族趁机出面为赵庄姬作证。于是，晋国诛杀了赵同、赵括，并灭其族。变乱发生的当时，赵武跟着赵庄姬住在晋景公宫里，并无遭追杀的威胁。不久，韩厥对晋景公谈起赵衰、赵盾的功绩，称如果他们这样的人都没有后人祭祀，谁还愿意为国家效力?于是晋景公复立赵武为赵氏后嗣，恢复了赵氏的爵位和封邑。

　　这里，“赵氏孤儿”的故事情节就明显不同于《赵世家》的记载了，一是赵氏孤儿根本没有遭到追杀;二是既然赵武的生命安全无虞，程婴、公孙杵臼这些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英雄人物就自然无须存在并出现了;三是关于“下宫之难”发生的时间，《史记》一书中《赵世家》与《晋世家》的记载自相矛盾，应该说《晋世家》的记载更为可信，且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的记载相一致。也就是说，是在晋景公十七年(前583)，而非在晋景公三年(前597)。因为晋景公三年后，《左传》《史记·晋世家》尚有不少赵括等人参与军政要务的记载，若是该劫难发生于晋景公三年，那之后赵括等再出场，岂不是活见鬼了?四是晋景公所诛并非赵氏全族，而仅仅有针对性地选择了赵氏中的赵同、赵括家族，赵旃则不受任何牵连，继续当着他的卿大夫。

　　《史记·晋世家》中有关“下宫之难”与“赵氏孤儿”的记载是有其所本的，这个“本”，就是它更早的出处，即先秦原始史籍《左传》与《国语》。换言之，《晋世家》的叙述，与《左传》《国语》的记载基本上相一致。历史学最忌讳“孤证”，《晋世家》的叙述，有更早的文献如《左传》《国语》等，能够进行对勘与验证，这无疑更符合历史的逻辑与表述的要求，更值得采信。《赵世家》的叙述虽生动感人，但却是孤证，难以赢得天下之众的高度信任，因为其更多是为了迎合某些人的意愿而解构历史，使历史的本相淹没在历史重构的重重迷雾之中。但即便是《左传》《国语》《史记·晋世家》等史籍有关“下宫之难”的记述相对平直，却同样抹不去真实历史被重新建构的诸多痕迹，同样也伴随着“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诡异魅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