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海》对“汉奸”一词的解释是：本指汉族的败类，现在泛指中华民族的叛徒。后者是一种很含糊的说法，“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共同体的代称，里面包括了56个民族，怎么能用一个“汉”字一言以蔽之呢?因此，“汉奸”应该确指汉族的败类，而作为一个国家共同体的叛徒，应该和国际接轨，仿照国际惯例-“法奸”、“韩奸”等等-而称之为“中奸”。民族共同体和国家共同体的区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二者的起源不同。“汉奸”就发源于汉族正式形成的汉朝，因此，“汉奸”既指汉族的败类，同时也指汉朝的败类。

　　但是，理应发源于汉朝的“汉奸”一词，在汉朝却从来没有出现过;不同于后世一做“汉奸”就遗臭万年，汉朝的“败类”在汉朝也没有受到过多的指责，甚至对待铁定坐稳了“汉奸”位置的人还不乏同情。毫无疑问，“汉奸”这一对固定人群的称谓，一定出现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而且“汉奸”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改嫁的女人。儒家的经典著作《周易》说：“妇人贞洁，从一而终也。”不从一而终的妇人，当然就不是贞洁的女人，就是荡妇，就是失节的女人。“独尊儒术”之后，这一对妇女的苛刻要求开始嫁接到男人身上，不从一而终的男人相应地分为两类：“改嫁”不同的主子被称为“贰臣”或“叛臣”，“改嫁”异族被称为“汉奸”。“奸”字是“女”字旁，是发源于改嫁女人的铁证。“汉奸”的起源既然已经明朗，就让我们随着司马迁的传记文学，看看“汉奸”在汉朝的遭遇吧。

　　汉朝的第一个“汉奸”是曹无伤，曹无伤时任刘邦的左司马，是执掌军政的副官，相当于军委副主席，地位当然非常重要。秦末乱世，刘邦率先攻入关中，接受秦王子婴的投降，过了一个月，项羽才到达函谷关，闻听刘邦已经摘下了峨眉山的桃子，大怒，攻陷函谷关，和汉军对峙。这时，曹无伤出场了，他派人去对项羽说：“刘邦想占据关中称王，封投降的子婴为丞相，把秦宫的珍宝全部据为己有了。”项羽本来就很生气，曹无伤这番话更是火上浇油，立刻下令：“明天犒赏士卒，准备攻打刘邦!”此时项羽四十万大军屯兵新丰鸿门，刘邦只有十万大军，屯兵霸上。两军对垒，显然刘邦处于下风。第二天就是著名的鸿门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项伯却以身屡屡掩护刘邦这个镜花水月的儿女亲家，加上项羽心软，遂使刘邦逃脱。刘邦狼狈地逃窜回大营后，第一件事就是诛杀曹无伤，可见刘邦对曹无伤的切齿痛恨。如果说曹无伤是“汉奸”，那么项伯就是“楚奸”(项羽被封为西楚霸王)。可是两人的命运却大相径庭，此后项伯仍然陪着项羽出生入死，直至垓下之战，项羽自刎乌江。刘邦平定天下后，封项伯为射阳侯。此时的败军之将项伯，大概再也没有勇气提起结亲的话题了。曹无伤和项伯两个“奸细”最终命运的对照，同样显现出刘邦和项羽个人性格的对照：刘邦心狠手辣，项羽妇人之仁;刘邦当断则断，项羽犹豫不决。曹无伤向项羽出卖情报，只能说曹无伤看错了人，就像周作人看错了日本人一样。

　　第二个“汉奸”是中行说。不过中行说的“汉奸”身份不是出于自愿的选择，而纯粹是被逼成的。不得不承认中行说对中国这个假“礼义之邦”的指控是尖锐的，是有道理的。类似的指控，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更是达到了顶峰。中行说虽然是地地道道的“汉奸”，可他也是汉文化最早的反思者，最早的反传统斗士，鲁迅所说的“营垒内部的反戈一击”。他对汉朝礼义制度的抨击，句句在理，一针见血，难怪汉使都不是他辩论的敌手，因为真理的确掌握在这个“汉奸”手里。后来中行说就在史书中消失了踪迹，因此他的下场如何，无人得知。只有他对汉文化的指控，穿越千年，仍然回响不已。

　　汉朝最大的“汉奸”是李陵。李陵，汉名将李广的长孙。这个人的身世，酿成了中国史上一次著名的事件，甚至深刻地影响到了中国历史的书写方式。李广一生没有封侯，相反，他的手下和比他更年轻的将军都封了侯。汉武帝私下里评论李广命数不好，因此，凡是出征匈奴，都不让李广担当大梁。六十多岁的时候，李广随大将军卫青出征匈奴，卫青不愿重用李广，只让李广担当东道边翼，绕远路行进。结果李广的军队失去向导，迷了路，无法与卫青的军队汇合。在给汉武帝的汇报中，李广把责任全揽到了自己身上，发了最后一通不能封侯的牢骚之后，拿刀抹了脖子。

　　汉武帝封李陵为骑都尉。天汉二年(前99年)秋，汉武帝派乐人出身的外戚、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领三万骑兵击匈奴右贤王于祁连天山，李陵归在李广利麾下，负责辎重。李广利是协律都尉李延年的兄弟，二人又同是汉武帝宠幸的李夫人的哥哥，世代相传的乐人之家。汉武帝以这样的人为征伐匈奴的大将军，李陵身为名将之后，怎能不感到屈辱?这一屈辱，毫无疑问和祖父李广在外戚卫青手下所感到的屈辱一模一样，简直是祖父当年遭遇的“情景再现”。李陵比任何人都急于建功立业，一方面证明自己不愧为名将之后，一方面不甘于屈居倡优手下，一方面可以借此洗刷祖父命数不好的谣传，因此，李陵主动向汉武帝请命，率领步兵五千人，迎战匈奴三万骑兵。而汉武帝居然儿戏般地答应了李陵的请求，还不时催促出战。结果，李陵带领五千兵出居延海以北，被匈奴单于以八万兵包围，李广利拒不派援兵，李陵血战八天八夜后投降匈奴，做了“汉奸”。这一消息传到汉廷，举朝震动，汉武帝食不甘味，寝不安枕，满朝大臣失魂落魄之余，人人痛骂李陵是汉奸卖国贼，只有司马迁一人替李陵辩护说。

　　司马迁两次为李陵辩护，后人可能会以为他们俩是好朋友，其实恰恰相反，即使两人同事很多年，却连一次酒都没喝过。司马迁到底为什么拼着身体残疾也要为一个“汉奸”辩护，已经成了千古之谜，我们知道的只是，在李陵的有生之年，即使被匈奴封为右贤王，却从来没有对汉朝作战。40多年后，汉朝和匈奴和亲，化干戈为玉帛，昔日的敌国变成了友好邻邦，而此时李陵已死，还有谁为他平反?李陵大概是中国历史上身世和评价最复杂的“汉奸”了。因为他，司马迁遭宫刑，在狱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史记》，对中国历史的书写方式被誉为“不虚美，不隐善”，开创了纪传体编史的先河。

　　曹无伤，中行说，李陵(司马迁)，李广利，这些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汉奸”，这些中国历史上真正的“汉奸”，行为不一，结局不一，而且每个人行为中蕴含的意味都非常复杂，不像后世的“汉奸”，一旦光复，自己都灰头土脸，低人一等，活脱脱一副丧家的“汉奸”嘴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