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固然有其光明一面，但是由于趋时影视和畅销书刊的美化，不及其负面影响。光明面已被时贤说尽，兹不再赘，笔者要谈的，是光明背后的阴影。

　　康乾时代有三大弊政，曰黩武、捐纳、游乐。

　　黩武。武功是盛世的标志之一。康乾时代几次对边疆地区用兵，对维护国家统一是必要的。但乾隆所谓“十全武功”之列的大小金川、缅甸、安南等不义之师，则属于黩武，耗费、伤亡巨大。对缅甸、安南两役，前后近20年，有几次全军覆没，结果是撤军讲和，乾隆还打肿脸充胖子，说“振旅而还，无损国威”。

　　捐纳。康乾时代国库岁入4000万两，正常支出3000余万两，所余不过数百万，远不足以应付大量额外用项，故施行了大规模的捐纳制度，即捐官、捐监、赎罪和报效等。

　　捐官捐监。以银买官或学历(监生相当于秀才，也可以入仕)。捐者多官位少，实缺还要送钱给主管部门或地方。捐出的钱在得官后肯定得成倍捞回来，贪污乃成必然。

　　赎罪银。交银可以减免罪行。不仅贪官如此，清官为防责任事故(如黄河决口)，也不免收下属馈送，这样下属贪污也就不好查了。这在《儿女英雄传》中有生动的描写。

　　报效或称捐输。捐一些特殊项目，如、河工、庆典、兴建、巡幸等。示意地方督抚和巨商捐纳，实际是摊派。其数字巨大，如“十全武功”中捐款达3000万两，有两个盐商就捐了1150万两。当然他们不会做亏本生意，两淮盐商与官吏勾结，以筹备乾隆南巡为名，每个盐引(专卖凭证)加价3两，从中贪污了800多万两。

　　游乐。康乾时代均大建宫室。圆明园、避暑山庄等均始于康熙，成于乾隆。两帝均六次南巡。康熙号称节省，然曹雪芹祖父因4次接驾，亏损30万两。乾隆更为奢华，舳舻相接，纤夫达数千人。沿路州县搭彩棚戏台迎接，甚至为了临幸，挖湖造山建园，所费更不下千万。

　　以上种种，必然引起大量贪污腐化。著名的如康熙时的明珠、徐乾学、高士奇等，乾隆时的李侍尧、和珅等。明珠是“货贿山积”，乾学是“五方供赋归东海(乾学别号)”，高士奇是“万国金珠献澹人(士奇字)”，李侍尧仅一任总督即贪3100万两，和珅家产达8亿两，相当国家10多年岁收。到乾隆后期“省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亏空甚多”，“商民半皆蹙额兴叹”。两帝确也大力治贪，但愈禁愈烈，有制度原因，也有感情原因。许多费用要靠捐款，捐者必贪。如史家说到和珅的作用：“乾隆以军旅之费，土木游览，以其不出自正供之费，岁无虑亿万，悉索之和珅，和珅索之督抚，督抚索之州县。”州县当然索之百姓了。

　　与贪污孪生的是渎职及不作为。被称为康熙三大名臣之一的张伯行，其名言是：“勤上本，懒结案，准谎词，冤到底。”乾隆时三法司积案万件不处理。官吏只要钱，不办事，结果可想而知。

　　种种弊端，最后负担都落在老百姓身上，而且层层加码。所谓“州县有千金之通融，胥吏得乘而牟万金之利。督抚有万金之通融，州县得乘而牟十万之利”，百姓有冤难诉，兼以土地兼并，人民流离失所，北京城乞丐多达10万人。于是强者起而为盗，官员为了政绩，不敢报剿，最后酿成民变。如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涉及多省，一直到嘉庆七年才平息。国力大耗，过亿。

　　至此必须解答人们熟知的康乾盛世几大标志，即永不加赋、蠲免钱粮、人口增加、国库充盈。笔者认为这些说法即使不全是作伪，至少水分不少。

　　永不加赋?康熙50年诏全国永不加赋，一直传为德政。事实上正赋之外，当时还有耗羡(即附加税)，其数目从20%—30%到50%—80%。雍正时耗羡归公变成正税，虽一时减少了民负，但正如黄宗羲定律，每次并税之后，一定会有新的附加。果然乾隆后产生了“平余”、“重戥”、“浮收”、“淋尖”、“踢脚”、“洒散”等名目繁多的税种，税负不是少了，而是加了多少倍。

　　蠲免钱粮?乾隆十年起各省轮流免除钱粮，以后又普免3次，称为德政。但老百姓并未得到实惠。乾隆四十五年广西生员吴英条陈：“圣上有万斛之弘恩，贫民不能尽沾其升斗。”即是说上免下不免，上下演双簧。乾隆明明知道，却不会去追查地方官，而是以触犯御讳(乾隆名弘历)为由，将吴英凌迟，子侄5人处死。另一个例子更明显：乾隆五十五年，户部侍郎尹壮图奏各省督抚贪污亏空，乾隆命尹去查，同时用500里加急驿传告诉地方官“设法挪移，弥缝掩饰”。结果使尹查无实据被革职。

　　人口增加?康熙时2400万，乾隆初为1.4亿，五十五年达3亿。八十年中人口增加了10倍多。不过，康熙时统计的是丁口数。当时有丁税，所以百姓多，四五丁只报一丁，十丁仅报二三丁，实际人口已是一亿多。一般来说，人口增长主要是农民。因政府奖励移民垦荒(前6年免税，官吏升迁)，百姓需要增丁，雍正又摊丁入亩，从而使人口增加。

　　国库充盈?康熙末年库存800万两，雍正时达6000万两，乾隆初2400万两，乾隆末达7000万两。其原因一是田亩增加，工商税也大增(如盐、矿税收)。二是捐纳多。三是上下交征利，如朝廷贷款给盐商做生意，坐收本息。四是物价上涨，由康至乾普遍上涨了3至5倍。当时财富集中，一般大商人都有百至千万，所以政府有几千万并不是什么惊人的数字。

　　最后，引用顾准的一则笔记，大约可概括盛世的特征：“中国历史上的武功和文化，都离不开对农民剥削的加深。每一朝代的极盛时代，同时就是剥削程度上升的时代，是商工发展的时代(以军需和奢侈为动力)，也是农业总产量提高的时代，可是同时也是农民生活下降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