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温的“谋臣”悲剧:一厢情愿想做帝王
智谋文化的早熟和发达,是中国一个特有的现象。在这种文化的催生下,中国人特别崇拜智慧人物。而在智慧人物的系列中,有两大偶像,一个是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另一个就是元明之际的刘伯温。历代人们给这两位附会了很多神异的传说,传说中,他们不仅神机妙算,而且还能呼风唤雨。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批评神化诸葛亮的《三国演义》时说,孔明先生被描写得不大像一个正常人了,“多智而近妖”,而刘伯温也被后世的许多传说扭曲得厉害,即使不“近妖”,也是“多智而近怪”。
历史上真实的刘伯温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神异传说之外的刘伯温
刘基,字伯温。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生,他的家乡青田县南田山武阳村(今属浙江文成),按元朝当时的行政区划,属于江浙行省的处州路。
江浙地区向为人文渊薮,刘伯温的家乡武阳村虽然是个偏僻的小山村,距青田县城有150多里之遥,但读书的风气不衰。刘基的曾祖还曾在宋朝为官,传到刘基父亲这一代,虽非显第,但无疑是传统农村典型的小门小户的读书家庭。在这种背景下,刘伯温从小受到了良好的儒家传统教育。《明史》上说,刘伯温“幼颖异”,特别聪明,他的老师即对其父亲说,刘伯温不是池中物,长大后必然光宗耀祖。《明史》还记载,“基博通经史,于书无不窥,尤精象纬之学”。所谓象纬之学,就是通过观察天象和占卜来预测人事的一套神秘的学问。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这种学问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如果辅之于缜密的思维和明晰的判断,其所谓预测往往也有应验的时候,这就更给这门学问披上了奇异的面纱。
《明史》的这两点记载非常重要,因为它基本勾画出了刘伯温的两条人生轨迹:一个是深受传统儒家教育,作为“儒者”的刘伯温;一个是摇鹅毛扇,作为“谋臣”的刘伯温。两者不可偏废,毋宁说前者还更为重要,但可惜经过野史和民间的渲染,也许还包括刘伯温后人有意无意的“改造”,作为“谋臣”的刘伯温“压倒”了作为“儒者”的刘伯温。于是乎,本来是一个不无悲剧色彩的传统知识分子,在各种离奇怪诞的传说中,成为一个滑稽多智的怪物,差不多等于是江湖术士之流了。
作为儒者的刘伯温,照例要重走前辈读书人循环往复的那条道路。至顺四年(1333年),23岁的刘伯温参加元王朝的科举考试,考中进士。值得一提的是,按照元朝的制度,年满25岁的成年男子才能应考,据当代学者杨讷考证,刘伯温虚报年龄为26岁,终于蒙混过关。不过,只要是凭真才实学,在旧时,这倒是读书人的一段佳话。
元顺帝至元二年(1336年),已中进士的刘伯温正式踏入仕途,到江西瑞州路的高安县任县丞。所谓县丞,就是县令的属官,官阶还不够“七品芝麻官”,属于正八品,略相当于今日之副县长。
官阶低倒没有什么,按照元朝制度,名列第三甲的进士就只能授予正八品,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人,终究是抑制不住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刘伯温运气差了一点,他此刻所置身的,完完全全是一个衰世。
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元王朝最大的问题就是迷信武力,不尚文治,故以马上得天下,仍然“以马上治之”,加上元朝对汉民族的猜忌,因此始终没有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到了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的时候,元王朝的统治机器更加迟钝和衰朽。大凡衰世,都具备两个重要表征:其一就是吏治大坏,单靠一两个志士仁人已无法改良,上层阶级贪图享乐,文恬武嬉,空前的社会危机迫在眉睫,他们却有意无意视而不见,仿佛“清歌于漏舟之中,痛饮于焚屋之内”;其二,在草野中已经萌动着很多不安定的因素。元顺帝当政时期,自然灾害不断,而吏治不良。
饱读诗书,从书斋昂昂然走出的刘伯温,儒家知识分子那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几乎与生俱来,但他在江西做了五年的小官,最后只能抑郁求退。按照史书的记载,他在江西,“政严而有惠爱,小民自以为得慈父”,想来颇有政绩,但“豪右数欲陷之”,意思是地方上的豪强贵族处处和他作对,最后只好离去,于1340年回到家乡。江西短暂的五年仕宦经历,并未使刘伯温对元政权完全失望,这之后,他又谋到了一个江浙儒学副提举的官职,这是负责地方教育事务的一个岗位,仅比县丞的正八品高一等,属于从七品。志大才高的刘基对此当然也无法满意,好歹干到至正十二年(1352年),他辞职了。辞职的理由是身体不好,后人于此有所争论,不过不论刘伯温当时是否真在患病,他对元政权的灰心,却是越来越明显地表露了出来。这从他辞职后所著的那本名著《郁离子》中即可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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