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长得其实并不黑。

　　1037年春天，安徽天长县官道上，出现了一个风尘仆仆的白面书生。他一袭长衫、几件行李，谁也想不到，这就是新上任的县令包拯。

　　此时，包拯39岁。老大不小的年纪，却是第一次入仕。距离他本人即将获得的著名“青天”称号并不遥远，但距离他当上开封市长、名副其实的“开封有个包青天”，却还有20年。

　　溅了皇帝一脸唾沫

　　包拯有个幸福的童年——这一点又和传说不一样，父母双全，备受宠爱。在官宦世家长大的他，倒很有上进心，29岁中了进士。然而，为侍奉渐渐老迈的双亲，包拯拒绝出去做官，在家一呆10年，直至父母病逝、守孝完毕。

　　所以，他在北宋官场上一露面已是中年，但举止全然是个“愤青”。

　　在仕途第二站广东肇庆——彼时还叫端州，大名鼎鼎的端砚就是它的创收项目。不过，在官僚盘剥下，打着“进贡”旗号的端砚，十有八九成了行贿受贿的拳头产品，真正送到皇帝手上的没有几方，更别说拿到市场上成交了。

　　包拯一来，就下令端砚定额进贡。而他自己，直到离开端州，也不曾带走一方端砚。“端砚事件”很让朝廷赏识，3年后包拯就调入开封。这是自进京考试之后，包拯第二次来到京城。

　　值得一提的是，北宋是一个士大夫意识高度觉醒的年代。汉唐时期的“贵族社会”已经完全转变为“文官社会”，不少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敢于在朝堂上和皇帝正面交锋。更有甚者，觉得一个人单挑皇帝不过瘾，就约齐一帮同事，展开围攻皇帝的汹汹舌战。而包拯么，就算不是个中翘楚，起码也是让宋仁宗相当头疼的“牛皮糖”，其主攻方向还是最敏感的人事问题。

　　宋仁宗宠爱张贵妃，她的伯父张尧佐坐着“直升飞机”一路飙升。除了是财政部长，还身兼四大要职，在北宋的外戚任命史上创下了绝无仅有的记录。

　　一干大臣为此吵闹不休，集体开足马力，要求皇帝撤张尧佐的职。争论达到高潮时，包拯站在仁宗跟前，滔滔不绝，唾沫星子横飞，溅了皇帝一头一脸。仁宗气得说不出话来，拂袖而去，回到后宫对张贵妃发脾气：“你只知道让他官升宣徽使、宣徽使，就不知道现在的御史中丞是包拯!”

　　在宋仁宗的偏袒下，弹劾工作并不顺利。围绕老张的人事任命，包拯等人和皇帝陷入了一场持久战，老张就在战争里上上下下地浮动——弹劾风头最盛时他地位稍低，风头过后又迅速攀升。直到老张不久后死了，整场战役才算正式结束。

　　此后，二弹郭承佑、七弹王逵……“牛皮糖”包拯树立起了绝不放过一个贪官污吏的光辉形象。

　　“庆历新政”的两份奏章

　　范仲淹在政坛上呼风唤雨、掀起“庆历新政”的高潮时，包拯还是一个刚刚从地方调进中央的“小菜鸟”。

　　对范仲淹改革，是支持还是反对?朝廷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党争”：你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把包拯从端州拉到监察御史位子上的，是保守派的王拱臣。王拱臣的举荐，很可能是为了给保守阵营充充数、壮壮胆，并不指望这个年纪一大把的“新秀”还能在挤垮改革派上有何贡献。

　　然而，这场改革以吏治为第一目标，恰恰与包拯的政治关怀不谋而合。他盯上了“按察使”——这是新政的重要举措之一，范仲淹向各地派出按察使，专门监督地方官吏。按察使一句话，就能决定地方官是上中央、还是下监狱，正所谓大权在握、为所欲为。

　　包拯的奏章，一针见血来势汹汹，《请不用苛虐之人充监司》。

　　立刻，关于“按察使”是否加重了吏治腐败的争论，达到白热化。宋仁宗开始意识到，改革派官员也不是一潭清水，同样有人浑水摸鱼。

　　“小菜鸟”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扳倒改革派的作用，保守派大臣喜出望外，以为包拯可以为自己所用了。但接下来的事情让他们大跌眼镜。

　　1045年新春，范仲淹罢相离京，新政失败，保守派弹冠相庆。谁料这当口上，包拯一篇《请依旧考试奏荫子弟》，洋洋洒洒，大谈范仲淹用考试选拔士大夫子弟的政策应该维持下去。

　　如此堂而皇之地对已经否决的一项政策进行肯定，保守派们瞠目结舌：此人犯浑么?

　　殊不知，在包拯的眼里，没有派系，只有公理;没有党争，只有实情。

　　6年后，官升知谏院的包拯，显然早把范仲淹改革的倒霉下场忘了个一干二净，他向宋仁宗交了一篇著名的奏章《七事》——区别奸忠、不信朋党、信用贤能、治奸妄之人、用人不疑、访才用贤、启用贬逐之臣——赫然与“庆历新政”如出一辙。

　　群臣这下明白了：包拯，就是个实话实说的官场异类。

　　当包拯弹劾宋庠时，没人觉得惊诧了。宋庠文采风流，做宰相7年，一没贪赃枉法，二没苛政，三没道德败坏，实在无错可挑。但是包拯说，无错，是因为你没干事;国之重臣，毫无建树，就是“尸位素餐”，当然应该弹劾。

　　他的措辞或许激烈，但他的眼光实在透彻。

　　从开封府到财政部

　　1057年阳春三月，59岁的包拯终于来到了开封府。

　　他第一个举措，是改革诉讼制度。在北宋，平民要告状，得通过“门牌司”层层上递案件。刁滑的小官吏，就是利用这个机会讹诈百姓。包拯二话没说，裁撤门牌司，人们可以直接接触办案官员，顿时民心大悦，“开封有个包青天!”

　　事实上，包拯在开封市长任上，只做了不到两年。61岁的他，接到仁宗又一项重任：出任三司使，打理国家财政。

　　在这个位子上，包拯展现出了经济改革的天赋——变“利率”为“和市”。当时，朝廷向百姓征用过度。包拯说，进贡物品也是商品，朝廷要按照一定价格，在“和市”上向百姓购买;至于急需物资，那就跟富翁们要吧。

　　事出凑巧，包拯主管财政这两年，江淮、两浙灾荒不断。北宋时期，朝廷收税，只要现金，不要实物。于是人们得把粮食卖给官府“折变”为现金，官吏们趁机压低粮价。平时还好，灾荒之年就民不聊生。包拯充分发挥“牛皮糖”特点，一口气上了四道奏章，“请免江淮、两浙折变”。

　　经济改革的成效，让皇帝愈发信赖包拯。1061年，他官至枢密副使(副宰相职)，成为中枢重臣。但63岁的包拯已是风烛残年。欧阳修说，包拯一生“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在朝廷”，这样的至情至性，消耗了他的生命。尽管还有很多他看不惯、希望改的事情，但他已无能为力。

　　宋仁宗亲自到了包拯家里，探视病情。这是君臣俩的最后一面。1062年五月，包拯病逝于开封，举国哀恸。

　　千年以后，我们回首包拯的一生，会发现他的仕途其实很平淡。他没有砍过负心的驸马，身边没有英姿飒爽的七侠五义，更没发明过三口威风的铡刀，甚至没有一张黑脸和一个月牙胎记。也许你要问，他干过些什么?

　　他带人挖过井，给人免过税;他关心开封的建设，也关心宋朝的外交出使辽国。不过，他干得最得心应手的，是就事论事给仁宗写报告。有时弹劾人，有时出主意，偶尔耍脾气。说他是“谏臣”并不完全，他更多的，是个埋头苦干的良臣。一点一滴，将他的改革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