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四大案又称明初四大案， 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为整顿吏治和经济秩序，策划了著名的“明初四大案”，即经济领域的“空印案”和“郭桓案”，政治领域的“胡惟庸案”和“蓝玉案”，因四案而死者至少十万人，但朱元璋逐渐巩固了自己的统治。

　　明朝初年，每年布政司、各府州县官吏前往户部核对钱粮、军需供给等事，账目十分详细，稍有不符便要被驳回重填重报。而布政使司离京大多是数千里之遥，一旦被驳回重填重报，特别是要重新一册册地加盖官印，往返要一月甚至数月。为了避免往返奔波，官吏们按照习惯，准备了事先盖过官印的空白文册，一旦被户部驳回重新填报，便可把它拿来使用。此事在当时习以为常，已成惯例。洪武八年(1375年)，朱元璋知道此事后大怒，认为这是严重的贪赃枉法案件，下旨交刑部严加查办。刑部经过审讯，发现这并不是什么大弊病，因为计吏所携带的空印文册盖的全是骑缝印，这种文册除了做临时补报之用外，根本不能派其他用场，有人上书对此事作了详细解释，但朱元璋根本不听任何分辩，下旨将凡是与此案有关的部门及地方官员一律处以死刑，助理官员处以杖一百，戍边。受牵连者达万人以上。这其实是一桩查无实据的全国性的“惩治贪官污吏”大案，冤杀了一大批无辜的人，著名的廉吏济宁知府方克勤)方孝孺的父亲)就冤死在这场劫难中，史称“空印案”。

　　“郭桓案”发生在洪武十八年(1385年)。当年3月，御史状告北平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官吏李彧、赵全德等与户部侍郎郭桓、胡益、王道亨等共同舞弊。尤其是郭桓，在收缴浙西秋粮时，和地方官黄文通、奸吏边源等勾结，合伙贪污，甚至把军用粮库里的三年积蓄盗卖一空，还利用职权和12个布政使司的官吏勾结起来，盗卖仓库里的粮食，还和管理储存金银钱钞的府库官员合伙偷盗金银和钱钞。明太祖令审刑司拷讯，牵涉礼部尚书赵瑁等人，发现除侵吞宝钞金银外，仅贪污税粮及鱼盐等即折精米2400余万石，这个数字几乎与当时全国秋粮的实征总数相等。于是，赵瑁等皆弃市，并处死从户部左右侍郎以下到各布政使司官吏共3万余人，追赃粮700万石。此案牵连到全国各地无数富户豪绅，特别是江苏、浙江一带的豪门大族，因受此案牵连而遭杀身大祸和破产的不计其数。

　　郭桓案发生后，朱元璋制定了严厉惩治经济犯罪的法令，在全国财政管理上实行了一些有效的措施，重要的一条就是把记账的汉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改为“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陌、阡”，后来又把“陌”和“阡”改写成“佰”和“仟”。数字大写的诞生，竟然源于这么一段历史典故!

　　胡惟庸党案与蓝玉党案其实是明初朝廷高层权力较量的必然结果。明朝开国元勋们的特殊贡献和地位，势必形成相权与将权分割皇权的局面，而那些文臣武将居功自傲，如果不加以制服，那么朱氏后代继位之后，局面将会不可收拾。尤其是朱元璋看到太子朱标生性懦弱，更是放心不下。朱元璋抓住两个有把柄的实权人物——左丞相胡惟庸和大将军蓝玉——开刀，逐步蔓延株连，把那些威胁、削弱皇权的开国元勋，统统处死。

　　胡惟庸(?～1380)，安徽定远人，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归顺朱元璋于和州(今安徽和县)，为元帅府奏差。后历任主簿、知县、通判、太常寺卿、中书省参知政事等。洪武六年(1370年)起，任左丞相，专权树党，威胁皇权。由于胡惟庸逢迎有术，深得朱元璋宠信，形成一人独相的局面。大将军徐达对其行径深恶痛绝，把他的劣迹上告皇帝。胡惟庸得知后，引诱徐达府上的门房，企图加害徐达，未遂。由于他和另一位开国元勋李善长有姻亲关系，胡惟庸更加胆大妄为，在其周围逐渐形成了“淮人”集团。

   这对朱氏政权的延续无疑是一大挑战。胡惟庸为相七年，，使朱元璋颇觉大权旁落，除了翦除别无选择。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有人状告胡惟庸谋反，朱元璋遂以“枉法诬贤”、“蠹害政治”等罪名，将胡惟庸和涂节、陈宁等人处死。“胡惟庸谋反案”很有戏剧性：一天，胡惟庸禀报朱元璋说他自己家的井中突然涌出甘甜的泉水，请皇帝去观赏。朱元璋欣然同意。车驾刚出西华门，就被宦官云奇拦住，云奇紧张地手指胡宅。朱元璋幡然醒悟，登城望去，见胡府藏甲树刀。结果，胡惟庸反状败露，被立马处死。

　　《明律集解附例》卷十八“胡惟庸案”在事实上成了朱元璋功臣的政治工具和借口。凡是对朱氏统治构成威胁的文武官员、大族地主，都被冠以“胡党”的罪名而被剪除。甚至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即胡惟庸被杀十年之后，罪状又升级为“谋反”。朱元璋让亲信精心策划，唆使李善长的家奴卢仲谦无中生有地告发李善长与胡惟庸往来勾结，串通谋反。77岁的李善长及其一门70余人被杀。

　　“胡惟庸案”前后持续长达10年之久，株连杀戮者达3万余人，朱元璋并作《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因“胡党案”而受株连至死或已死而追夺爵禄的开国功臣有李善长、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永嘉侯朱亮祖、靖宁侯叶踦等一公、二十一侯。胡惟庸被杀后，朱元璋遂罢丞相，革中书省，并严格规定嗣君不得再立丞相。这样，秦汉以来运行了1000多年的宰相制度从此废除。丞相废除后，其事由六部分理，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加强。

　　胡惟庸案是对“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古训的最佳注脚。朱元璋把开国功臣几乎都杀光了，各级官吏人人自危，当时的京官每天早上入朝之前，总要与妻儿诀别，交代后事，傍晚回家时便合家欢庆，因为他们又多活了一天。“蓝玉案”是“胡惟庸案”的继续。“蓝玉案”发生在洪武二十二年(1393年)。蓝玉，凤阳府定远县(今属安徽)人，开平王常遇春之内弟。早年随朱元璋起兵，出生入死，勇敢善战，功绩显赫。洪武十四年(1381年)封永昌侯。

   二十年任大将军，封凉国公。明太祖朱元璋比之为汉代卫青、唐代李靖。但蓝玉却恃功骄横，夺占民田，多行不法，蓄庄奴假子达数千人之多。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锦衣卫告其谋反，下狱鞫讯后，狱词称同景川侯曹震、鹤寿侯张翼、舳舻侯朱寿、定远侯王弼、何荣及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谋反，拟乘朱元璋藉田时发动叛乱。朱元璋遂族诛蓝玉等，并株连蔓引，自公侯伯以至文武官员，被杀者约两万人。朱元璋还手诏布告天下，并条例爰书为《逆臣录》。列名《逆臣录》者，有一公、十三侯、二伯，牵连致死者达15000余人。

　　经胡惟庸、蓝玉两案，明朝开国勋臣被诛杀殆尽。洪武年间封侯的有50人左右，两案即除去30多人。在连续十几年的诛杀中，功臣宿将相继被诛。太子朱标看到大批功臣被诛，向朱元璋劝谏说：“陛下杀人太滥，恐怕会伤和气。”第二天，朱元璋为了讽喻太子，故意丢一根棘杖在地，要朱标把棘杖拿起来。朱标看着棘杖不肯下手。朱元璋说：“你怕刺不敢拿，我替你把这些刺拔掉，然后再交给你，不是更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