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儿童”显然是社会有了频繁的流动性之后才可能会出现的产物。如果是一个没有多少人口流动、人们安土重迁的静态社会，肯定不会有“留守儿童”的问题。朱元璋时代堪称是静态社会，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井然有序。而11至13世纪的两宋时期则是流动性十分活跃的时代，士农工商全都卷入到社会流动中，士人“必游四方，尽见人情物态，南北风俗，山川气象，以广其闻见”;农人“释其耒耜而游于四方，择其所乐而居之”;工匠从五湖四海涌入城市，在街巷“罗立会聚，候人请唤”;商人不远千里，“舟舡往来兴贩”。很多富人亦“皆侨居寄处，至或假赁舍宇”。那时候人口流动的规模虽然不如今日之大，但肯定也已经催生了一部分“留守儿童”。

　　然而，古代社会包括宋朝社会的“留守儿童”问题，其实都不严重，并没有发展成为需要引起重视的社会难题。这背后的原因是值得探究的。

　　国家“十一五”青年专项课题《西部留守儿童道德成长研究》有一篇论文提出，“据研究发现，古代的留守儿童问题不突出的关键原因在于并非父母双方外出，而往往是母亲和孩子一起留守”，这个结论是有道理的。我们看古人外出经商也好，当佣工也好，很多时候都是老婆孩子留在家中，极少出现父母都离家的，留守家中的孩子至少可以从母亲那里得到保护与情感慰藉，而“目前的一些研究也表明，与母亲一起留守的孩子各方面的表现在留守儿童中是最好的”。

　　这是古今留守家庭结构的差异。如果我们将视野拉宽，从基层社会的构造来看，还会发现古今差别更大。有识之士已经指出，对留守儿童最大的伤害，不是来自贫困，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疏离状态。人，不管是成人，还是儿童，都离不开共同体的扶持、保护、救济、安顿、慰藉。用司马光的话来说，“人爪牙之利，不及虎豹;膂力之强，不及熊罴;奔走之疾，不及麋鹿;飞飏之高，不及燕雀。苟非群聚以御外患，则久为异类食矣。”因此，人需要结成共同体，告别原子化生存。而最重要的共同体当然是家庭，由家庭又扩展为宗族。

　　宋代是宗族共同体得以重新构建的时代。赵宋立国之初，由于刚刚历经五代战乱，原来维系秩序的士族门第已经瓦解，社会陷入失序当中，以致“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对于主要依靠宗法联结起来的传统社会来说，宗族之不存，即意味着社会的溃散。有鉴于此，张载、程颐、朱熹等宋朝士大夫都呼吁“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通过建立宗族共同体，“有无欲其相通，凶荒欲其相济，患难欲其相恤，疾病欲其相扶”。

　　在这个过程中，范仲淹创设的范氏义庄无疑是宗族共同体建构的典范。皇祐元年(1049)，范仲淹将全部个人积蓄都捐献出来，在苏州购置良田千亩，作为范氏义庄的公益基金。凡苏州范氏族人，均可从义庄获得救济。

　　就这样，苏州范氏族人生活在宗族共同体的庇护网络之中，不但可以从中获得物质的资助与救济，还能在共同体中体会到人情的温暖，养成对共同体的情感认同。不过，宗族救济通常是封闭的，外族人无法分享，但范氏义庄还是保留了一定程度的开放性：倘若乡亲、姻亲、亲戚陷于贫窘，或遇饥荒不能度日，范氏诸房共同核实后，也可以用义庄粮米“量行济助”。

　　其实古人不但生活在血缘性的宗族共同体中，同时也生活在地缘性的村社共同体之内。北宋士大夫吕大钧在陕西蓝田创立的吕氏乡约，南宋士大夫沈焕、史浩、汪大猷在明州设立的乡曲义庄，均是跨宗族、超越血缘的村社共同体。当过宰相的杜范在《跋义约规式》中也提到另一种村社共同体：“余每叹王政不行，风俗不古，无告者多而民生重可哀也。嘉熙元年(1237)春，归自中都，得乡之义约。隐几读之，其悯穷恤死，庶几古者同井相扶持之意，坚此意推而广之，必有闻风而来取法者，则斯约之倡，其仁遍吾邦矣。余虽贫，亦愿助焉，喜而为之书。”这个“同井相扶持”的村社共同体叫作“义约”。

　　有了这些共同体，生活在传统社会中的人们便不至于彼此孤立、疏离。因此，假设宋朝社会也有双亲均外出的“留守儿童”，他们亦应该可以从家乡的宗族共同体、村社共同体中得到照顾、安顿。

　　而当这些民间自发形成的共同体也不足以实现救济时，后面还有政府救济兜底。宋朝户令规定，“诸鳏寡孤独贫穷老疾不能自存者，令近亲收养;若无近亲，付乡里安恤。如在路有疾患，不能自胜致者，当界官司收付村坊安养，仍加医疗，并勘问所由，具注贯属、患损日，移送前所。”“近亲”即宗族共同体;“乡里”即村社共同体;“村坊”则是政府设置的福利机构。南宋时，单救助孤儿的政府公益组织，便有“慈幼局”“散收养遗弃小儿钱米所”“婴儿局”“慈幼庄”“及幼局”等。

　　现在我们再将视野拉阔，从整个人口流动形态的层面来审视，还会发现古今社会的另一处大差异。“留守儿童”固然是人口流动的产物，但更确切地说，他们其实是那种无法落地生根的人口流动的产物。所谓“无法落地生根”，是指城市通常只热衷于接纳作为劳动力的外来人口。由于户籍准入、孩子入学难、生活成本过高等因素的限制，一名外来的农民工往往很难在城市安顿他的家庭，只好将老人与孩子留在老家。

　　对于宋朝的流动人口来说，这些问题都不严重。苏轼原籍四川眉山，但他一直在外辗转为官，妻儿也是一路跟随。苏轼任杭州太守时，儿子苏过在杭州完成学业，并在两浙路参加科举考试。你或许会说，这是官员的情况，一般平民呢?那我们来看另一个例子：北宋名臣冯京，父亲是一名商人，他从小“从其父商，遨游四方”。商人居无定所，但冯京并未成为“留守儿童”，而是跟着父亲四处漂泊，冯京也因此有“东南西北人”之称。后来冯京考中状元，可见他尽管小时候漂泊不定，但他在客居之地肯定是可以入学读书的。

　　宋代的士兵为职业军人，通常也允许携带家眷、入住兵营。即使是社会底层人，举家流入城市也并非不可能。《梦梁录》载，在杭州都城，“又有村落百戏之人，拖儿带女，就街坊桥巷呈百戏技艺，求觅铺席宅舍钱酒之资”。这些流浪艺人的孩子在城市接受教育也是不成问题的，因为杭州的公立、私立学校非常多，“都城内外，有文武两学，宗学、京学、县学之外，其余乡校、家塾、舍观、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弘诵之声，往往相闻”。

　　更重要的是，宋朝的户籍一般只跟纳税挂钩，孩子入学并不受户籍限制。尽管庆历五年(1045)的一条法令要求，“天下见有州县学，自今只许本土听习，若游学在外者皆勒归本贯。”但这一政令很快就作废了，官学又不分户籍招收学生。至于书院、私塾等私立学校的招生，就更不需要考虑户籍了。因此，宋代游学之风极盛。中央太学有大量旁听生，大儒胡瑗在太学讲《易经》，“常有外来听者，多或至千数人”;孙复在太学讲《春秋》，“来者莫知其数。堂上不容，然后谢之，立户外者甚众”。地方官学也多有游学生，吕祖谦在严州主持州学，“士由远方负笈者日众”。书院的开放性更大，陆九渊主持象山书院时，“每开讲习，学者辐辏，户外履满，耆老扶杖观听”。

　　而且，宋朝的外来人口要入籍寓居之地，也不太困难，通常只需要住满一年，或者在当地购置有田产，就可以附籍。如此，流动人口才能“择其所乐而居之”。对宋朝城市的流动人口来说，最大的问题不是来自户籍之类的制度障碍，而是在城市的生活成本是否可以承受。

　　据程民生先生的研究，一名宋朝底层人，不管是在城市摆街边摊，还是当佣工，日收入一般在100文至300文钱之间。我们再来看宋朝“店宅务”提供的公共租赁住房，实际上就是廉租房，日租金不过十几文钱(这还是京城的房租水平)。宋朝学校的学费也不贵，宋人说，当时“负担之夫，微乎微者也，日求升合之粟，以活妻儿，尚日挪一二钱，令厥子入学，谓之学课。亦欲奖励厥子读书识字，有所进益。”可知州县小学的学费约为每日一二文钱。所以，只要不是赤贫之家，外来人口拖儿带女进入城市谋生，是完全可以安居下来，并让孩子在当地入学读书的。这就避免了“留守儿童”的产生。

　　今天“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自然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