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13世纪，辽人被金人击败，金人又被蒙古人击败，最后蒙古人南下中原，欧洲，建立起四大汗国。没有人是蒙古人的对手。

　　蒙古人征服欧亚大陆，盛极一时。

　　蒙古人对汉文化嗤之以鼻，忽必烈就说“辽以释废，金以儒亡”，认为辽朝是因为学佛太甚而亡国，金朝是学儒太甚而亡国，所以他们对中原文化并不感兴趣，采取与汉文化对立的态度。

　　元朝统治者把全国百姓分为四等：一等蒙古人，二等色目人，三等汉人，四等南人。第一等是蒙古人自己;第二等色目人主要指西域人，是最早被蒙古征服的，如钦察、唐兀、畏兀儿等;第三等汉人，特指淮河以北原金国境内的汉、契丹、女真等族;第四等南人，指最后被蒙古征服的原南宋境内的人民。

　　元朝统治者不仅拒绝汉化，而且还试图把中原“游牧化”。

　　元朝皇帝曾想把中原的汉人都驱逐，把农田全部变成大牧场，种草养马，全国土地集中在蒙古色目贵族及寺庙手中，大量强占土地，任其荒芜(“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于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孽畜”)，如山东沿海登、莱一带，都成了牧场，生态严重破坏，经济倒退。

　　元朝的民族歧视政策异常严重，法律明定：蒙古人可以殴打汉人，汉人只能申诉不能还手;如果蒙古人醉酒后打死汉人，只需出埋葬费就可以，汉人打死蒙古人，则必死无疑。对汉人的防范也最严密，在户籍制度上以二十户为一甲，甲主由蒙古人或色目人担任，监控汉人的行动，并明令禁止汉人打造、私藏武器，禁止汉人聚众、骑马、学习武艺，甚至到元朝末年，据说还禁止使用菜刀，几户人家共用一把。不仅如此，还把社会群体分为十个阶层：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曾经承载汉文明的儒生们，竟然沦落为第九等人，仅比乞丐高一个档次。

　　元朝如此拒绝汉化，与先进文明割裂开来，自然是不能长久的。不到一百年，元朝就被汉人推翻，游牧民族又重新回到了草原上。

　　历史上，落后文明(主要指游牧文明)面对先进文明(主要指中原农耕文明)的态度无非是三种：一种是无比向往，全盘接收，比如北魏，很快就被声色犬马腐化了;另一种是拒绝先进文明，死抱着自己的国情与特色不放，比如元朝，也很快就被推翻了;还有一种则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有控制地进行汉化，渐进式改良，辽、金都做得较好。

　　继元朝之后，又有少数民族入主中原 ——满族。满族人是金人的后裔，最早称“后金”，在金朝灭亡的六百年后，满族人建立的清王朝也面临着“传统”与“接轨”的挑战。

　　这里，我们先要了解这样一个事实：满族人与其他游牧民族不太相同，他们生活在东北，那里并不完全是草原，而是集渔猎、农耕、放牧于一体，既有游牧的习惯，又有农耕的经验，兼容并包，集两种文明优势，所以满族并不是纯粹的游牧民族，而是有着农耕特色。也因此，满族人比之前的鲜卑、契丹、蒙古人都更善于学习，更有胸怀去吸纳外来文化。

　　还在入关以前，皇太极一方面大力招徕汉族知识分子，礼贤下士，如范文程、洪承畴这些汉人，为己所用，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另一方面也对汉文化的消极作用产生警惕，在军营中与所有亲王、郡王、贝勒研读《金史•世宗纪》，告诫子孙：“我们要以史为鉴，居安思危。我担心自己百年之后，子孙都忘记了满族的尚武之风，废掉了骑射，效仿汉人，所以现在就给你们打预防针，为的是让子孙都不懈怠!”(“恐日后子孙忘旧制，废骑射，以效汉俗，故常切此虑耳。 ”)

　　满族人很善于学习，而且学得很快：从原始部落制迅速变成中央集权制。

　　早期，在部落时代，努尔哈赤特别强调“八王共理国政”的原则，后金军事决策由“八旗”的八个首领共同决策，是一种原始的部落民主制。但在进入中原后，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情势的变化，这种制度的弊端显现出来，八个王爷都手握兵权，相互不服，乃至皇太极死后，力量最强的正白旗主多尔衮独断专行，压过了皇权。多尔衮死后，孝庄太后和顺治帝学习了汉族的集权模式，铲除了多尔衮的党羽，将多尔衮统领的正白旗收归皇帝亲领，加上原有的正黄旗、镶黄旗，是为“上三旗”。从此原来大致平等的“八旗”，逐渐产生了上下之分，到最后权力全部集中在皇帝手上，这是满人学习汉族集权体制的最明显成效。

　　一个只有几十万人口的民族，要统治上千万人口的大国，是很需要智慧的。在“接轨”和“国情”的跷跷板上保持平衡，需要极高的政治技巧。

　　清军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统一中原，与它入关后的一个重要决策有很大关系，这也是它比其他少数民族更具智慧所在：满族人自己只有区区几十万，“蛇吞象”根本应付不了庞大的中国，于是清军收买了许多汉族将领，以汉制汉，许诺给予特权，让这些汉族降官替自己卖命，“三藩”力量——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这些人，帮助清军打败了南明、李自成军队，此招非常高明。

　　满族人懂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起到了以小搏大的效果。

　　入主中原后，清朝又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剃发易服。

　　这件事比“以汉制汉”影响更为深远。对于汉人来说，这是奇耻大辱，是清朝民族政策的败笔;但对于满人来说，这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融合措施。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分析一下：要使两个不同的民族融合，前提条件是要在文化心理上产生“认同感”，说得简单点儿，就是让大家感觉是同一类人了，有共同的价值观、生活习俗、语言交流了，你我没差别了，就融合了。而满族在文化上远远落后于汉族，语言文字毫无优势可言，要想在深层内涵上同化汉族是不可能的，但衣冠服饰也是文化认同的一部分，外在形象容易改变，所以清朝选择这个突破口是很高明的。

　　服饰统一为什么能产生认同心理呢?心理学家曾做过一个测试：考察两个团队的凝聚力，第一个团队服装统一，大家着装一样，第二个团队穿着五花八门，各穿各的。让他们比赛，经过一系列考核，第一个团队的效率明显更高，组织能力也更强，第二个团队则效率更低，经常意见不统一。这说明，在外在形象上的统一，会增加团队成员对集体的认同感。

　　假设一下：在清朝的大街上有两个人在打架，一个是满人，一个是汉人，如果他们穿不同的衣服，那么很明显，立刻区分开来了，汉族老百姓纷纷站到一边，满族老百姓纷纷站到另外一边，两边水火不容，瞅着对方都不顺眼。但如果两个人打架，都穿同样的衣服，街上路人一看，哎哟，分不清谁是谁了，心里也就没有强烈的差异感了。这要是换作在元朝的大街上，一个汉人和一个蒙古人打架，会立刻区分出来了，汉族老百姓说：看，那个身穿袍子、腰扎腰带、脚蹬皮靴的蒙古人在欺负我们汉人呢，兄弟们，上啊!于是群体事件就爆发了。

　　心理学家指出：人接受信息的第一渠道是“视觉”，是眼睛看到的。你第一眼看到的与自己一样的人，就会先入为主地把他当作同类。

　　对于清朝大部分平民老百姓来说，外观模样就是一切，“剃发易服”足以让老百姓产生认同感了。全国所有的人都剃发、垂辫、窄衣紧袖，原有的华夷之辨一说失去了依据，说华皆华，说夷皆夷。汉族在形貌上已被满化，至于使用什么语言文字已不是十分重要，关键在于人数极多的汉人已不再把人数极少的满人视为异类，因为起码在服式、发式上已无法把汉人和满人加以区分。

　　这种情况下，清廷再搞“满汉一家”“开科举士”等，都没有太大问题了。清朝统治者一直是“一手软，一手硬”，一边竭力维持本民族特色，一边有限度地进行汉化。康熙帝、乾隆帝都是集大成者，此二帝都深谙汉文化，个人修养极高，但武力手段也从不手软。康熙帝开“博学鸿儒科”，广招天下儒生，把大量有才之士吸纳到体制内来，避免了他们在造反的可能，同时也集结重兵，毫不留情铲除汉族“三藩”势力，把异己彻底根除;乾隆帝爱好诗词歌赋，精通汉文化，但搞“文字狱”却从不手软，一旦有思想异端即斩尽杀绝，还独创性地以修《四库全书》的方式暗中清除对政府不利的思想，此手段不可谓不高明。

　　康熙皇帝最为重视本民族“骑射”风俗，自幼习武，精于骑射，每每围场狩猎康熙总是所获野兽甚多。清代的皇家猎苑“木兰围场”也是重要的政治中心，从康熙帝开始，皇帝每年都要率王公大臣、八旗精兵来这里举行以射猎和旅游为主的活动，在清代康熙到嘉庆的一百四十多年里，就在这里举行狩猎达 105次。

　　乾隆帝也曾告诫满族臣僚：“满洲先正遗风，自当永远遵循，守而勿替。是以朕常躬率八旗臣仆行围校猎，时时以学习国语，熟练骑射。”乾隆还多次强调要保持满洲的传统服饰，绝不改服汉人衣冠。他对之前的北魏、辽、金的经验教训有很深刻的认识，在为《皇朝礼器图式》一书所作的序中就专门提到昔日这些少数民族：“至于衣冠乃一代昭度，朕则依之旧而不敢改焉。且北魏、辽、金以及有元，凡改汉衣冠者无不一再世而亡。 ”

　　可以说，清朝是将“国情”与“接轨”二者平衡最好的，集满汉文化于大成，真正成功地实现了落后文明向先进文明的过渡。直到咸丰、同治以后，面对列强的洋枪洋炮，才不得不放弃了满人“骑射”的一贯主张。再到清末大动荡时，百姓才剪辫子、穿洋装，即使这样，也依旧有很多遗老遗少坚持清朝服饰，可见清朝两百多年的统治是很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