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89年，当28岁的铁木真被21个部族尊为“可汗”时，他没有想到自己的事业会做到多大，一不留神，就打下了一个横跨东西方的帝国世界，然后给后代留下一个永久性的难题：一个由游牧民族统治的、以农耕民族为主体的蒙元帝国，如何长治久安?　　

　　这个难题相当致命。因为统治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搭帐篷，一个盖房屋;一个文字初创，一个文明已云蒸霞蔚。一个崇尚武力征服世界，一个恪守儒家礼仪本分。而在政治经济体制上，整个蒙元帝国，几乎呈现出的是一个二元并立或者对立的世界。

　　有一个例子可用以说明。在成吉思汗的时代，有四个用帐篷群构成的后宫，叫四大斡儿朵。成吉思汗到哪个斡儿朵，就在哪办公，可谓移动的首都。1229年，窝阔台即位后，决定修建一个“不可移动的斡儿朵”，这就是蒙古人的第一个首都哈拉和林。哈拉和林里不仅有宫殿，也有为王侯贵族们盖的宅邸，但是蒙古人不去住，而是在城墙边搭起帐篷。住帐篷还是房屋，看似一种生活方式，但实际上代表着的是固守本民族传统，还是接受新生活的两种态度。它犹如一种象征和预示——住帐篷的帐篷党和住房屋的房屋党的水火不容。也昭告着蒙古人由此往后的派系之争：即是坚持蒙古传统还是汉化。

　　这话似乎有点危言耸听，但实际情形是，矛盾和分裂来得不可思议的快，仅仅到成吉思汗的孙子这一代，冲突已然爆发——先是可汗蒙哥和皇弟忽必烈，而后是忽必烈和他的弟弟阿里不哥。一母所生的同胞兄弟，最后竟然因此而拔刀相见。而这个时间从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算起，到蒙哥即位的1251年，仅仅24年。　　

　　兄弟不和看似与争夺皇位有关，而实则是执政理念的不同。根据《元史》所记，蒙哥被宣传是成吉思汗传统的化身，一位唯一不屈不挠恪守札撒——蒙古法律规范的人，主张“遵祖宗之法，不蹈袭他国所为”。而忽必烈呢，却被认为是个“汉人迷”。在他还是宗王时，招纳的幕僚就大多是汉人，比如海云和尚、刘秉忠、姚枢、赵璧。这一幕府的存在，似乎就是在促使蒙古人汉化。

　　忽必烈最初让蒙哥不爽的事是出征云南。姚枢建议，汉地以安抚第一，在儒家的治国理念里，安定民心比什么都重要。因此要尽量的“不杀人”。即便大理国拒绝投降，也不。但是在以多杀人为荣的蒙古人看来，这种想法匪夷所思。

　　蒙哥即位后，他的三个弟弟犹如他的三驾马车。忽必烈负责管理漠南汉地，旭烈兀负责征服西方，阿里不哥坚守哈拉和林。管理汉地，忽必烈用的是由汉人组成的官员队伍，用的也是汉人的方法，他在河南、京兆(今陕西)和邢州(今河北)进行一系列改革，计划在这些地区重新建立中国模式的政府，复苏经济。

　　忽必烈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然而这却引起蒙哥的猜忌。他怀疑他的兄弟试图在其领地建立一个独立的政权基础，并借此对汗位发起挑战。1257年，蒙哥忽然对京兆发动了一次大规模调查，调查组查封了大批行政档案，罢免忽必烈任命的官员，又处死了一批属下。情形似乎要危及到忽必烈了，这时姚枢出了一个主意：到哈拉和林去见蒙哥吧，重申对大汗的忠诚，并请求原谅。于是蒙哥宽恕了忽必烈，兄弟和解。　　

　　度过危机的忽必烈，三年后就迎来了自己的天下，他以自己多年在汉地经营的政治经济基础，如疾风扫落叶般的，摧毁了与他争位的阿里不哥，然后大刀阔斧地实施新政。登上帝位的忽必烈似乎可以放开手脚了，但事实并不如此。虽然为了成为中国好皇帝，他已经做得够好了——几乎采纳了谋臣刘秉忠的所有建议，除了恢复科举。不恢复科举，是因为他并不想全面汉化，也不能够全面汉化，因为那样的话，他的各级行政机构就会被汉人吞没。

　　忽必烈也并不完全依赖汉人，他把财政交给色目人，把军事委托给蒙古人。在政治制度的构架里，他还不得不屈从于蒙古人的一个基本原则：帝国是所有成吉思汗子孙的共同财富，他们享有世袭的军政经济特权，这叫家产分封制。于是忽必烈奠定的蒙元帝国，是一个蒙汉混合物，这个混合物在他执政的头20年强大而稳定，但到他年老时，就四处漏雨了，等到他离去，蒙汉之争，竟成为分裂和破坏这个国家的主要力量，亲蒙派与亲汉派轮番上台，每隔三五年，就要上演一出夺位大剧。

　　十三四世纪的蒙古人认同一个使命：蒙古人要征服、统治全世界。但遗憾的是，他们却没有能力统合全世界，于是，成吉思汗给子孙留下了一个伟大的遗产，却也是一个致命的遗产。它们造就了黄金家族的强大，却也给家族内部埋下了嫌隙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