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王府，一座明代藩王府中最华丽的一座宫殿。北起东西御河，南到红照壁，东至东华门，西达西华门，面积38公顷有余，资料介绍其建筑可与北京故宫相媲美。在成都老百姓口中，称这座建筑物为成都皇城。可惜的是，在历史风云的变迁中，皇城逐渐湮灭至荡然无存。半月前，随着成都市考古队在成都市体育中心南侧的考古作业区新扩考古面积，一排与明代蜀王府相关的建筑区域裸露出来……“这排红砂石砌的长墙应属于蜀王府建筑，但它不是老百姓口中的皇城城墙。”今(8)日，成都市考古队工作人员易立表示，墙脚下原本是一片水域(即河道)，初步判断，此次新发现的红砂石墙壁极可能是蜀王府内河段旁的城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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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个多月前，挖出摩诃池部分遗址

　　5月27日，成都市考古队向媒体介绍了市体育中心南侧考古作业区的考古发现，“发掘总面积达3200平方米，此次发掘的重要收获之一是首次确认了摩诃池东南部的走向、范围和堆积情况。”同时，考古工作人员也强调，目前发掘到的，仅仅是摩诃池极小部分。

　　当时，考古人员在考古发现的基础上查阅了相关历史资料，初步证实此次发现与摩诃池有关。据介绍，摩诃池，始于隋朝，最初面积为500亩。成都水利专家陈渭忠在《摩诃池的兴与废》一书中称，唐代时期，随着将郫江水和解玉溪水引入摩诃池，摩诃池的水量变得十分充足，经过后蜀扩建，水域面积在1000亩左右，约有100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

　　不过，在经历各个朝代人工回填的变迁后，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摩诃池全部被填平成了演武场。至此，后人只能在唐诗宋词中去遥想摩诃池这座皇家园林曾经的风光，而摩诃池具体的走向并不清楚。此次发掘除了首次确认摩诃池的范围和走向布局以外，还在发掘区中部、摩诃池东南岸清理揭露出一处唐代院落遗址。当时，媒体记者采访这一考古发现，还在遐想：“会不会挖到蜀王府的什么建筑呢?”没想到，时隔不久，该处考古作业区又传出有了新进展。

　　半个月前，这里又发现蜀王府城壕

　　今日，记者再次来到市体育中心南侧的考古作业区。一进入作业区便发现，发掘面积较以往有了明显扩大。而且，这些新发掘处都露出了一排排由红砂石砌成、类似城墙的建筑。“这次新扩考古面积约1900平米，初步估计，发掘出的这些城壕建筑应该与蜀王府有关。”易立说，此次新扩发掘区主要是明代建筑区，从地层分析，这些红砂石砌成的城壕年代为明代初期建筑。

　　那么，为何摩诃池遗址上发现的建筑物会与蜀王府相关呢?据资料显示，在唐代早期、元末明初及明代晚期，摩诃池曾进行三次人工回填。明洪武十八年，蜀王朱椿将大半个摩诃池填平，于后蜀宫殿旧址上修建了蜀王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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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高处纵览整个新发掘的城壕，城壕分为东西向和南北向两段，其中东西向长70米，南北向长45米。“在这些城壕下，古时侯应是一段河道。城壕旁边，还有完整的踏道与其相连，供人们从这里上下河道。”顺着易立的手指方向看去，在城壕南北角，一段长长的斜坡踏道延伸至城壕边。听到这里，脑海中不禁浮想出600多年前，蜀王府的宫人们，从踏道上船，划着小船在水面或劳作、或赏玩的画面。易立表示，此次新发掘的城壕并不是皇城的城墙，而应该是蜀王府府内的一段城壕。

　　另外，在城壕中间，还分别有四个平台向外凸出，平台两两相对。一组平台长6.50米，另一组平台则长16.50米，它们紧沿着城壕墙脚向外延伸出4米，形成一个高约1米多的平台。而这些平台在古时具体作何用途，目前考古人员还没有最终定论。

　　在此次新发掘过程中，同样也出土了一批瓷片。与上次出土的器物相比，此次出土瓷片更加精美，而且多为官窖烧制。在展示的瓷片图案中，包括有五爪龙纹和凤纹，显示其拥有者身份贵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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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前出土的陶器、瓷器，多为成都本地的青羊宫窑、邛窑、琉璃厂窑烧制。而此次则出土了景德镇官窖烧制的青花瓷器，“瓷器非常精美，印章也很标准规整，典型的景德镇官窖。”易立拿起一个青花碗残片，其底部印章规整地写着“大明宣德年制”。而另一只蓝釉瓷器残片上则印有五爪龙纹，另一款白底黑釉瓷器绘有一龙吐珠的上用图案，龙形气势威武，周围祥云飘浮，似乎是一只龙在云中腾飞。

　　此前，曾有媒体报道称，成都体育中心的升级改造计划，拟在体育馆北侧修建一会议中心，南侧修建一停车场。随着摩诃池的考古发现，究竟该保留该遗址，还是让位于市政建设，抑或者二者并存也因此而进入研究之中。据了解，此次补充发掘，将为成体中心考古项目补充更祥实的考古资料。待考古发掘完成后，各方专家将据此评估该考古遗址是否具有保留价值，并以此判断原计划修建的综合停车场是否有必要修改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