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北京的明“十三陵”中，有三座陵墓规制比较大：一是明成祖朱棣的长陵;二是世宗皇帝朱厚熜的永陵;三是神宗皇帝朱翊钧的定陵。定陵位于昭陵东北大峪山下，建筑规模取法其祖父明世宗的永陵，规模稍次，其中埋葬着明代第十三代帝王万历帝朱翊钧和孝瑞、孝敬两位皇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神宗朱翊钧病逝，十月葬于定陵。三百多年以后，他的坟墓定陵被发掘。1958年，在考古学大师夏鼐的指挥下，神宗的梓宫(棺椁)被开启。在厚厚的龙袍下面，掩藏着神宗的尸骨。尸骨复原后的结论是：“万历帝生前体形上部为驼背。从骨骼测量，头顶至左脚长1.64米。”1966年8月24日下午，“地主阶级的总头目”神宗的尸骨被砸烂、焚烧。这位曾经统治中国48年的驼背皇帝，终于化作一缕青烟远去。定陵三百余年后遭掘，还有一说，就是风水不好，当年择地建陵之初，就发现了不吉之兆，预示以后要出大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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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神宗朱翊钧10岁登基继承大位，在位之初，任用张居正等大臣辅政，采用了张居正的改革办法，使经济有所发展。然而张居正死后，万历竟然三十年不理朝政，并且广搜民脂民膏，派宦官到处搜掠珠宝，以勘矿、开矿为名广搜民财，导致民愤纷起，怨声载道。史书上说：“明之亡，亡于神宗”。

　　明神宗也是一位极其相信风水的天子，万历十一年(1583年)正月，只有21岁的朱翊钧借去天寿山春祭之机，动起了择选万年吉壤的念头。

　　当时钦天监通过四处遍阅实地比较之后，认为形龙山、小峪山、石门沟山三处“最吉”，但后来有大臣指出：石门沟山坐离朝坎，方向不宜、堂局稍隘。但“形龙山吉地一处，主山高耸，层峦叠嶂，金星肥员，木星落脉，取坐乙山辛向，兼卯酉二分，形如出水莲花，案似龙楼凤阁，内外明堂开亮，左右辅弼森严，且龙虎重重包裹，水口曲曲关阑，诸山皆拱，众水来朝，诚为至尊至贵之地。又见小峪山吉地一处，主势尊严，重重起伏，水星行龙，金星结穴，左右四铺，拱顾周旋，云秀朝宗，明堂端正，砂水有情，取坐辛山乙向，兼戊辰一分。以上二处尽善尽美，毫无可议。”朱翊钧在当年九月九日借秋祭之名，亲自去看了形龙山和小峪山两地，现场初定小峪山，请示两宫皇太后之后才能正式敲定。第二年九月(1584年)，奉两宫皇太后之命，朱翊钧再借秋祭之机，正式定下了小峪山，即现在的定陵陵址，并易小峪山为现名大峪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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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大峪山被明神宗认为是“万年吉壤”，但在动工过程中却出现了不祥的预兆。定陵自1584年10月6日开工，每天直接进入现场施工的军民夫役和瓦木石匠达两三万人。经过一年的紧张施工，陵园工程已有相当进展。但此时，风水师定下的将来置放棺椁的地方却出现了意外，挖出一块大石头，宝床下无土，这严重犯了风水大忌。有大臣提出重新择定陵寝的地址，但让人意外的是，当时一心事佛、十分迷信的朱翊钧一反常态，称祖宗山陵既然位于天寿山，后代子孙皆当归葬于此山。并下诏，劝大臣不要再争论了，寿宫吉地就是大峪山。虽说如此，朱翊钧曾带人悄悄看过几处地方，仍不是很理想，于是彻底死了易地建寿宫的念头。但在六年的建陵过程中，官场和民间关于定陵风水不吉利的议论一直没有停息过。

　　史载，万历二十三年，定陵已建成五年了，当年开国功臣、风水大师刘伯温的十一世孙刘世廷，仍上疏奏称：“大峪山寿宫龙穴非真”。要知道朱元璋建在南京的孝陵就是刘伯温给选的址，刘世廷的风水理论应该是祖传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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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陵在以后的岁月中的确是屡经磨难，由于朱翊钧搜刮了大量民脂民膏，定陵多次遭到盗墓贼的“光顾”，不仅如此，定陵还在历史上屡遭火焚。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农民正义军攻入昌平，地上木构建筑大部分被焚毁。同年清兵入关，陵园再遭破坏。清乾隆五十至五十二年(1785～1787年)修葺时，祾恩门、祾恩殿被缩小规制重建，但民国年间再次被焚。陵园建筑中只有宝城、明楼、重门和陵垣始终未遭严重破坏。

　　从当初选址，到三百多年后被掘，报应也罢，巧合也好，定陵身上确有太多的谜团，不由你不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