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视剧《聚宝盆》里，张卫健饰演的沈万三，从一个吃不饱饭的穷孩子成长为一代巨商，还跟朱洪武拜了把子，看了挺励志的。遗憾的是，他仅仅是一个民间商人，信史不可能为他单独立传，偶有提及，亦寥寥数语，以至于民间传说、戏说甚嚣尘上，种种谜团，挥之不去。

　　《明史》记载沈万三叫沈秀　沈万三这个名字最广为人知，但在《明史》里，他叫沈秀。在孔迩《云焦馆记谈》、蒋一葵《长安客话》里，他叫沈万山，而在《周庄镇志》及各种墓志铭里，他还有沈进、沈富、沈万三秀等诸多名字。哪一个正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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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照起来看，沈富，字仲荣，这个名和字，比较可靠。沈进、沈万山之类的名字，无非是后人赞美他经商有成、财富如山罢了。

　　综合明代学者杨循吉《蓬轩别记》和《明史》的说法，沈万三秀这个名字应该是综合了其本名、“行三”和朝廷户籍制而成。

　　“秀”，在明代，是阶层等级制的一个划分。

　　明初沿袭元制，将百姓分为哥、畸、郎、官、秀五等，秀是最上等。其中又按财富多寡再分若干等级，“富者，谓之万户”，沈富恰好行三，又分在“秀”的第三等，于是有了“沈万三秀”之名。

　　马皇后口中的沈秀，显然是官方对小民习惯上的称谓，相当于“姓沈的富商”，如此而已。 

　　地方志和墓志铭显示，沈万三并非明朝人

　　关于沈万三的传说非常多，如扳鱼得聚宝盆、洪武皇帝抢夺聚宝盆等。至于电视剧里说他跟朱元璋是把兄弟，这已然不是传说而是戏说或恶搞了。

　　信史里则有沈万三参与修筑南京城墙，主动犒军，惹恼了朱元璋，亏得马皇后说情，才发配云贵的说法。由于《明史》乃清人所修，我们信归信，得多留个心眼才好。

　　稀奇的是，有些地方志和墓志铭却显示，沈万三并非明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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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书于乾隆年间的《吴江县志》里说：“张士诚据吴时万三已死，二子茂、旺秘从海道运米至燕京”。史料源自明人莫旦撰写的《吴江志》。当然，莫旦自己似乎缺乏自信，在文后加了存疑的注释。

　　在《周庄镇志》里，沈万三似乎还有一个儿子叫沈荣。笔者不太相信，儿子取名，为何不避父亲的讳?这有违常识。

　　如果沈荣确是沈万三之子的话，他的墓志铭倒是可以作为莫旦的证据，其墓志铭说：沈荣死于明洪武九年(1376年)秋八月，享年71;(其子)沈森与父亲死于同年，享年48。

　　也就是说，1368年朱元璋称帝时，沈荣已经62岁，如果他是沈万三的儿子，那么沈万三起码80多岁了，又如何跟朱元璋称兄道弟、发生那么多纠葛?

　　关键在于《周庄镇志》的记述本身矛盾太多，使我们无法相信它的真实性，也就推翻了沈万三“生于元朝，死于元朝”的说法。

　　倒是沈万三的亲侄子沈汉杰的墓志铭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说沈家获罪，是在洪武15年，流放地是云南。虽然时间上与《明史》有出入，但从一个侧面能够说明沈万三是经历过明王朝创立的，说他是元末明初人，当不为错。

　　沈万三是否在南京居住过，沈汉杰的墓志铭做出了否定回答，这与信史记载是截然相反的。如此，不但让明人郎瑛《七修类稿》中所说的南京会同馆是沈万三的故宅、玄武湖是沈家后花园的说法，失去了可信度，也使得《明史》中沈万三参与修筑南京城墙、犒军等等变得脆弱起来。谁对谁错，不好说。

　　借乱世，起于“农本”成于“金融”发于“外贸”? 

　　沈万三拥有置石化金的聚宝盆?当然不可能。

　　其财富积累的过程，按照《周庄镇志》的说法，莫外乎三种，一是靠种地发家，二是外财相助，三是搞外贸。其中的所谓外财，是指苏州富商陆德源以巨额财富相托：“沈万三秀之富得之于吴贾人陆氏，陆富甲江左……尽与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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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循吉《苏谈》中支持了这个说法：“元时富人陆道源，皆甲天下……暮年对其治财者二人，以资产付之”，“其一即沈万三秀也”。前文中说了，由于缺乏信史依据，我们只能姑妄读之信之。

　　实际上，如果联系到元末明初那个混乱的时代背景，也不难窥测出沈万三发家的大致脉络，敛财途径可谓多多。

　　其一，战乱时期，百姓流离失所，土地大多荒芜，沈万三借机扩占无主之地，或有可能，通过改良土壤、兴修水利，终于拥有了不少的良田，攫取了第一桶金，此所谓“农本”;其二，元末盛行高利贷，沈万三或是通过广放高利贷，从而迅速致富，此所谓“金融”;其三，元末无海禁，海商往来频繁，沈万三可能充当了徽商与海外之间的贸易桥梁，此所谓“外贸”。

　　借乱世，起于“农本”，成于“金融”，发于“外贸”，最终成就了沈万三之大地主兼巨商的传奇。如果“陆氏赠财说”有史料依据的话，也只能说明沈万三善于理财而已，不足称道。 

　　沈万三由盛转衰，不能绕过“在商言商”

　　如今的剧评家、学者等都在纷纷撰文，期望通过沈万三的故事，告诉人们一些道理，有赞其励志的，有责其炫富的，也有夸其为富守仁的，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窃以为，就传奇而言，探讨沈万三由盛转衰的滥觞，不能绕过“在商言商”四个字。

　　熟悉《明史》或读过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儿》的朋友大概都清楚，朱元璋兼并吴地、打败张士诚，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的，原因之一就是吴地富商百姓对张士诚的倾囊相助。

　　由此，朱元璋对江南商民恨之入骨，曾课以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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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样的政治气候里，作为商人的沈万三应该明哲保身，“在商言商”，才是他的公共表达，对其他的任何事，可以不表态、不参与、不反对，恐怕才是理性选择。可惜他过于高调了。

　　苏洵曰：“赂权而力亏，之道也。”

　　至高无上的皇权，不可比肩的帝王尊严，朝廷基石的军队，焉是一个匹夫商人所能左右和冒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