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曾祖父叔兄弟等旧来赤心向大国。今大食来侵，吐火罗及安国、石国、拔汗那国并属大食。臣国内库、藏珍宝及部落百姓物，并被大食征税将去。伏望天恩处分大食，令免臣国征税。臣等即得久长守把大国西门。伏乞照临，臣之愿也。”

　　这是一封公元8世纪中叶发出的乞援信，写信人为俱蜜国王那罗延，收信人为唐朝皇帝李隆基，也就是唐玄宗。俱蜜国大概位于今天的塔吉克斯坦，开元年间(713~741年)，该国曾给唐玄宗进献过美艳的“胡旋女”，是唐朝在中亚的一个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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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封信的汉语用词虽然有点蹩脚，但意思很清楚：现在大食(阿拉伯帝国)来打我们，吐火罗(今阿富汗地区)、河中诸国(今中亚阿姆河、锡尔河流域)都已被迫臣服，我们的国库都被搜刮光了，大食还要对我们课以重税，求天朝教训他们!

　　大食(阿拉伯帝国)建于唐太宗贞观六年(632年)，经过约一百年的持续扩张，先是攻灭萨珊波斯，接着兵锋直指中亚。他们由南向北，先征服吐火罗地区，再征服粟特人的故乡——昭武九姓国。

　　粟特人是操东伊朗语的白种人，秦汉之际曾居住在河西走廊(今甘肃)一带，后西迁中亚。他们是一个陆地商业民族。如果把唐帝国比作一个人，那么广阔的国土就是其四肢躯干，丝绸之路就是其血管，而粟特人则好比流淌血管中的血液，他们将营养和精气运送到大唐帝国的各个“器官”。

　　与历史上任何一个中亚征服者都不同的是，阿拉伯人推行政教合一制度，教既是强大的精神力量，又是强大的社会动员体系，其武力所到之处，均对非穆斯林征以重税。粟特人是典型的商业民族，出于逃避高额税收的天然倾向，不得不屈从于教体系。然而，粟特人传统上又是虔诚的祆教、佛教徒。这种精神和物质的激烈二元冲突，促使他们改变了此前在唐朝与帝国争战时通常采取的观望态度，转而一致支持唐朝。

　　粟特人盼望唐朝派兵逐走阿拉伯大军，因为无论在宗教上还是种族上，大唐统治者的姿态都很宽容。如果唐朝胜利，则粟特人在经济上的特权、种族上的独立以及宗教上的自由，会重新得到保证。最重要的是，一旦中亚诸国完全被阿拉伯人占据，粟特人势必丧失对丝绸之路贸易的长期垄断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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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频频接到中亚乞援信的同时，唐朝西北驻军发现，吐蕃人和阿拉伯人常常联合作战，吐蕃不断进攻安西四镇与河湟谷地，并把公主嫁给小勃律国(今克什米尔西北)国王，与之结盟，使唐朝西北二十余小国，“皆为吐蕃所制，献贡不通”。大唐在亚洲腹地的霸权，受到两个强劲对手的挑战——吐蕃希望夺取吐火罗与安西四镇，再图东进;大食则企图将阿姆河与锡尔河流域化，拱卫波斯高原，把持东西商道，夺取原本粟特人手中的丝绸、茶叶等大宗商品的定价权。

　　到了天宝初年，唐朝以文治武功所苦心营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朝贡带、安全带”，在吐蕃和大食双重冲击下，早已摇摇欲坠。

　　当年向大唐写过类似求援信的国家，还有康国(撒马尔罕)、安国(布哈拉)、石国(塔什干)、吐火罗(阿富汗)等。这些纷至沓来的求援信，是一次次危急的警号：阿拉伯帝国正步步逼近大唐在中亚的势力范围，中国人经营多年的丝绸之路，面临严峻威胁。而此时的唐帝国，正值天宝年间(742~756年)。曾经相当勤奋的最高领导人李隆基开始倦政，开元盛世的雄姿暗暗消磨净尽。

　　唐帝国之所以能拥有极大的财富、声望和威慑力，雄踞东方，令四夷俯首，很大程度上源于她是一座丝绸之路上崛起的王朝。创业者李渊、李世民父子，发迹于胡汉混血的关陇军事集团。该集团第一代为南北朝时的西魏(535~556年)，由于据有丝绸之路的起点长安，西魏获得了足以称雄一时的财富、兵源、人才、武器与先进战术，一度主宰中国北方。此后，关陇军事集团孕育出北周、隋和唐三个王朝的帝族，他们在五胡乱华的尾声中，持续努力，最终再度统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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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唐玄宗前期，中原王朝的疆域前所未有地广大而稳固：先后攻灭东西，自秦汉以来北方最大的边患一扫而光;击破吐谷浑(原控制今青海、甘肃一带)，保持了河南道(由四川、青海至西域的通道)的畅通;与吐蕃时战时和，在天宝年间之前基本上保持着战略优势;将高昌国(今吐鲁番)郡县化，牢牢掌控丝绸之路南北枢纽;置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分治南北疆;设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大军镇，驻扎两万四千名唐军精锐，守卫丝路要道，并且震慑域外的、吐火罗、粟特诸部。

　　极盛之时，大唐在西域的势力范围远达中亚阿姆河、锡尔河流域，堪称空前绝后(13~14世纪时中亚为蒙古帝国察合台汗国领地，但并不归属入主中原的元朝本土)。

　　总而言之，经营百年、贯通中(原)西(域)的丝绸之路，无疑是大唐帝国的心脏之路。如今远人斗胆来犯，是可忍，孰不可忍?!

　　唐玄宗天宝年间后期，大唐的内政已逐渐恶化。李隆基沉湎于杨玉环的丰腴和柔情，李林甫和杨国忠先后把持了朝政;府兵制遭到破坏，职业军队取代了自由农民军人，中央军数量和质量严重不足;节度使制度逐渐变质失控，藩镇割据初现端倪，边军依附边将，边将握有军、政、财、人的绝对控制权。

　　更大的问题是，边将以征战攻伐为晋升之道，无意义的杀戮和掳掠在边境地区盛行，这严重影响了唐与边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大量掳掠及迁移而来的少数民族，聚集在河北诸镇，又形成一边倒的“胡化”。至于代表中央政府权力的丞相，与代表藩镇势力的边将之间关系的恶化，如杨国忠、安禄山之势同水火，只不过是点燃战乱之火的小小引线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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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如此，面对外来强敌的悍然挑战，大唐仍决意一战。很快，安西都护府受命出兵了。

　　唐朝初年派驻西域驻军不多，对西域各国无法形成有效节制，一度难以反制。武则天当政时(7世纪中后期至8世纪初)下令，安西都护府常驻兵力二万四千人。自此之后，安西都护府作为唐朝在中亚地区的桥头堡、丝绸之路的保护者，与、突骑施、吐蕃、大食等各路人马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较量。安西兵堪称唐朝所有武装力量中，战斗力最强、战斗意识最坚定，也是最专业的一支。

　　天宝六年(747年)，高仙芝率安西兵1万人及属国兵1万人，翻越葱岭(今帕米尔高原)，攻破了吐蕃要塞连云堡(今阿富汗东北部)。他们再跨过雪山和冰川，神兵天降似的出现在与吐蕃串通的小勃律国，迅速将之击破，俘获小勃律国王及吐蕃公主。唐军精锐一时威震中亚，让吐蕃与大食方面大吃一惊。

　　高仙芝指挥的这场高海拔战役，打得确是酣畅淋漓。然而，此役之速胜也让高仙芝志得意满，信心爆棚。作为久经战阵的大唐安西兵主帅，他本不应忘记《司马法》(先秦时期军事名著，年代比《孙子兵法》更古老)里的那句忠告：“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

　　过度膨胀的人，常常会迎来意想不到的悲惨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