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关羽，人们脑海便会浮现他那赤面长髯、凤目蚕眉、身披金甲、威风凛凛的形象。明清以来，随着关庙升格为武庙，关羽也成为武圣，与大成至圣先师孔老夫子的文庙相提并论，分享文武二圣的至上殊荣。殊不知，关羽之所以成圣，乃封建帝王出于笼络人心，维护皇权统治而刻意树立的一个道德楷模历史上的关羽并非是武功盖世的超人。他最突出的特点是忠于异姓兄长刘备，所谓“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周旋，不避艰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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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的关羽还是一个战功卓著的名将，过五关斩六将虽出自小说家语，但斩颜良是有史可证的。建安十三年(208)，曹操拥兵百万南征荆州、穷追刘备，关羽奉命率刘琦水军，济渡亡命中的刘备，后与周瑜联军，埋伏华容，狙击败退的曹军，随之辅佐刘备收江南诸郡，以功拜为襄阳太守，驻军江北。刘备征蜀，关羽镇守荆州，使东吴不敢下手。建安二十四年(219)，他败曹仁，水淹七军，于禁为降，计斩庞德，威震华夏。但他刚愎自用，犯了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大意失荆州，本人也被吴将吕蒙擒获、遇害。可见历史上的关羽并非完人，那么为什么会受到民间的普遍尊奉呢?

　　桃园三结义

　　翻开清人阮葵生的《茶余客话》，在《仁义之气常存》一条中说“盖当时之祀虚侯，亦今日之关庙，后重伍子胥、程婴、杵臼及项羽，皆祭遍海内，古今来取义成仁之士，其身虽死，其气常存。”指出“仁义之气”是关羽受到人们顶礼的原因所在。

　　那么，关羽被神化始于何代呢?《全唐文》收入了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董侹的《重修玉泉关庙记》一文，知中唐已有关庙，关羽已被崇拜。南宋偏安一隅，使三国封建正统史观由原先的帝魏寇蜀改为帝蜀寇魏，而忠心辅佐刘备的关羽随着政治价值的提高，神化色彩更为浓烈了。这种风气遗留至元，据《元史·祭祀志》记载，宫廷做佛事时伴有“抬舁监坛汉关羽神轿”，既有神轿，必有坐在轿内的关羽偶像，它也许是从关庙里请出来的关羽神像。这是关羽神化正式见于正史的最早记载，随后《明史》也有相同的记载。甚至出帝王敕封，这是封建统治者借以宣扬忠义思想，希望有更多的文臣武将能像关羽那样尽忠义于君王，献勇武于社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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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孝宗时，庸愚子(蒋大器)为《三国演义》作序指出“关张之义，尤宜尚也。”经过罗贯中艺术加工的关羽形象正是忠义思想的化身，它因投合封建统治者加强思想控制而大走红运。如万历四十二年(1614)明神宗时，将其神位晋级为“协天护国忠义帝”，加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敕封令下，“关帝庙宇遍海宇，一村一社处处有之，虽塞垣边障，祠宇亦多”，甚至此风刮进宫廷，明天启年间(1621-1627)，“宫中竖关帝像二尊，一大一小”。

　　清代推崇关羽更是卖力，究其原因，似与清之立国有关。清太祖努尔哈赤是个《三国演义》迷，从中学到不少兵法与韬略，在统一关外的战争中，努尔哈赤所率领的旗兵几乎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为了神化自己，把人为的胜利因素涂上了一层神秘色彩，说成得到关羽神佑。顺治九年(1652)敕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乾隆二十五年(1760)改封为“忠义神勇关圣大帝”，乾隆三十四年(1769)敕封为“灵佑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从此，关羽被抬到武圣的高度，所立的武庙与孔子的文庙比肩。

　　既然关羽之“义”是封建统治者吹捧出来的，为什么民间也奉行不悖呢?这当与唐宋直至明清时代的社会组织变化有关。《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载关羽同刘备曾“寝则同床，恩若兄弟”。小说据此衍化出一系列的义举，如桃园三结义、千里走单骑、义释曹孟德等。清初毛宗岗更是对此推崇备至，认为关羽“报主之志坚”，“酬恩之义重”，是“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究其原因，与社会的深刻变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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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时期，城市无业游民与帮工日益增多，为了增强谋事的力量，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帮会。帮会的成员来自五湖四海与异姓诸家，较难纯粹利用原先的血缘乡里关系作为维系的纽带，往往转用江湖义气作为团聚的手段，称兄道弟的异姓兄弟多了，这得通过结义的形式聚会一起，就是拉帮结派或秘密会社聚众的一种常见手段。异姓结为金兰，即使生不同姓，居不同里，也可生死与共、亲如一家。刘、关、张结盟时发出的“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桃园结义誓言，就是明清之际这种社会关系的反映。

　　许多的人之所以崇信关公，并不管有没有神灵的存在，往往是因其“忠勇盖世”与“义薄云天”的品行与气节所感染。而古之“忠义”，实质上就是我们今人所说的“忠诚信义”。当然，也有更多的信徒也十分确信关老爷是有神灵的。但是，不管他有没有神灵的存在，只因崇信者对关公神灵或关公精神的长期不懈的执着的追求，只因崇信者在长年累月的耳濡目染中，在有意无意之间，将其“忠诚信义”的关公精神，不知不觉地潜移默化的融入了自己的骨血中，进而又自觉不自觉的展演在自己的言行上，从而，使得信徒们自自然然、渐渐过渡为一个忠诚信用的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