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辽宁朝阳建平、凌源交界处的牛河梁遗址，将中华文明史向前推了整整1000年。在牛河梁一座形如后世帝陵的积石大墓中，一位手握玉龟的老人遗骨不断引发后人猜想。为何这具遗骨体现出的特征与传说中的黄帝神貌暗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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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帝身世之谜

　　史有确载的最早接触“黄帝之人”，是伐纣灭商的周武王。但周武王见到的不是黄帝，而是黄帝的后裔。《礼记·乐记》有云：“武王克殷及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蓟地在今燕山南麓，长城脚下。

　　到了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以五帝传记开篇，五帝之首即黄帝。

　　到了唐代，大唐皇室在陕西桥山重建“轩辕庙”，修缮“衣冠冢”，黄帝正式成为华夏万民顶礼膜拜的人文始祖。谁知，游牧草原大漠之上，一度被视为“化外之民”的鲜卑人、契丹人也不甘示弱，纷纷称自己才是真正的黄帝子孙……先祖之争，争来争去，黄帝身份成了一个谁也解不开的旷世之谜。

　　这个谜跨越几千年，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牛河梁积石冢大墓开启，尤其是五号地点中心大墓一具头枕玉璧、手握玉龟的老人遗骸展露于世人眼前的一瞬，关于黄帝的种种记忆在学者脑海中闪过。

　　牛河梁的神秘遗骸

　　据专家统计，在目前发现的牛河梁墓葬中，挖掘出土的尸骨近百具，在第二地点、第五地点、第十六地点均有中心大墓。最吸引眼球的是第五地点中心大墓的这具老人遗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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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辽宁省博物馆介绍中华上古文明的展厅中，这位神秘老人的复原尸骨躺在大厅中央，似乎在向每一位参观者传递着一个信息：在牛河梁积石冢上百具遗骨中，这一具最为重要。在“唯玉为葬”的牛河梁积石大墓中，安葬神秘老人的积石大墓出土的玉器不是最多的，只有7件。但这7件玉器却颇具代表性，尤其是墓主人两手各握一玉龟，极为罕见。

　　此墓为单人仰身直肢葬，是一老年男性，头向东。随葬7件玉器为：勾云形玉佩、箍形玉、玉镯各一件，玉璧和玉龟各一对。

　　专家说，箍形玉是墓主人与神灵沟通的中介神器，是墓主人神权地位的象征。勾云形玉佩是证明墓主人生前“一人独尊”、王权显赫的象征。墓主人双手各握一玉龟旨在祈福增寿，此玉龟，非至尊王者不可僭越使用。

　　黄帝部族以云为图腾，神秘老人胸前摆放的勾云形玉佩，被考古学家形象地喻为他生前君临天下的“权杖”。在原始社会，部族首领多为通神的“大巫”，操掌生杀大权。

　　黄帝号轩辕，郭沫若先生考证轩辕即天鼋。这神秘老人手握的玉龟，传递出此人身世非凡的信息。在五千年前，谁有资格头枕玉璧，手握双龟?谁又有如此尊贵的地位呢?

　　埋骨之处是帝陵

　　主持过牛河梁挖掘的著名考古学家郭大顺认为，牛河梁积石冢遗址具有帝陵的规模。但在牛河梁周边上百平方公里的范围内，竟不见任何古人居住遗址迹象。牛河梁所在位置四通八达，占尽地利之便，本应先民众多，为何遗址周边遗迹稀少呢?

　　郭大顺的看法是：这表明当时的牛河梁祭祀遗址群的级别已远远超过了以家庭为单位、在生活区内设祭的“家庭祭祀”;也远远超出了以氏族为基本单位、以设在聚落内如“大房子”一类为祭祀场所的“氏族祭祀”;红山先民在远离生活住地的区域专门营建独立的庙宇、庙区和陵墓区，形成了一个规模宏大的祭祀中心。因此，牛河梁的“坛庙冢”只能为红山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所共有，是把红山文化人们凝聚在一起的崇拜先祖的圣地之所在。郭大顺说，牛河梁遗址群就是红山文化最高层次的中心遗址，把牛河梁遗址选择在具有这种地理优势的位置，显然与充分发挥和延伸最高层次中心邑落的汇聚力和控制力有很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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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者大胆假设，在五千年前的牛河梁山脚下，在神秘老人葬身的中心大墓旁，每到隆重祭日，从四面八方汇聚来的红山先民于此顶礼膜拜，无数邻邦不远千里虔诚来朝……这里是红山先民的精神家园。

　　黄帝族起源何处

　　考古学界泰斗苏秉琦曾指出：“牛河梁遗址的坛、庙、冢群的发现，代表了我国北方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其社会发展阶段已向前跨进了一大步，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曙光!”这位治学严谨的学者又补充说：“黄帝时代的活动中心，只有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与之相对应。”

　　对苏秉琦的观点，郭大顺做了补充。他认为，有关黄帝的记载，不少都与北方地区有关，这就进一步证明了以黄帝为主的五帝前期代表人物在北方活动的可信性。

　　近年，一些史家依据红山文化等考古新发现，注意到黄帝族在北方地区的活动。他们认为，黄帝族并非起源陕甘或中原，本是燕山以北地区土生土长的一个部族。继苏秉琦、郭大顺后，不少学者纷纷提出红山文化与黄帝关联的学术议题，如刘国有、雷广臻、冯永谦……其中，锦州市博物馆原副馆长常春林在他撰写的《试论红山文化的族属问题》一文中提出：红山文化，正是黄帝族的时代遗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