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安城作为南宋都城，在城市发展史上具有独特地位。在两宋交际这一历史际遇下，实现了由州城向都城的转变，并建设成为一座如马可波罗所描绘的享誉中外的华贵天城。又因其有“淡妆浓抹总相宜”之西湖，有“壮观天下无”之钱江潮，有“龙飞凤舞”之山势，而成为南方山水城市的典范。2015年是南宋临安城址考古收获颇丰的一年，首次发现了临安城内地下引水设施，又首次大规模揭露了临安城东城墙遗迹，而元末明清杭州城东城墙的发掘，以实物形式例证了杭州的城市变迁，成为临安城考古的重要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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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钱塘江咸潮逼城，城东水源多苦咸，故西湖成为城内淡水的首要来源。引西湖水入城并建设完善的“湖-井” 系统，独具特色，且受到唐以来历代杭州牧守的重视。2015年4至9月，紫城巷地块发掘中揭露的诸多遗迹，如T3内发现的水沟G1及与之沟通的水井J5和J9等，正与《咸淳临安志》所记的引水设施“西湖六井” 等诸井关系密切。尤其是G1所用的木管，与诸井曾“以木为管”相符，具有重要价值。由于南宋时此地为诸井中镊子井及其水口所在处，因此上述发现应属镊子井遗存。该遗迹的发现，更具体形象地反映了南宋临安城的城市规划、建设和居民生活情况。而且，其与此前发掘的钱塘门遗址一起，成为南方山水城市及其城湖关系的重要写照。

　　虽然南宋临安城东城墙遗迹在以往的勘探发掘中已有发现，但大多为其基础部分，且因场地限制，揭露面积小，主体结构及宽度不详，保存差。2015年4至7月上仓桥11号院内临安城东城墙遗迹的发现，是屡次发掘中，发掘面积最大、揭露最充分、保存最好的一次，且第一次明确了东城墙的宽度。发掘揭露的东城墙遗迹整体呈南北向，宽10.5米，揭露长36.3米。墙芯由质细且纯净的灰青色粉沙土夯筑而成，东壁包砖宽约1.5米，残高0——1.35米，西壁包砖仅残存少量底砖，宽约1.3米。城墙东侧有石筑护坡。城墙砖长36、宽18、厚8厘米，一端多印有“五千”、“十一万”、“万四千”等。这一发现，极大丰富了学界对临安城城墙面貌及其构筑方式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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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末，杭州城东扩时曾新筑城墙，且明清两代一直沿用，至民国及建国初渐遭毁弃。2015年10至12月，在平安里危旧房改造地块的发掘中，发现一段元末新修后的东城墙遗迹，近南北走向，包括城墙主体及马面部分。城墙主体宽14米，揭露长48米。马面凸出城墙主体5.5米，南北长7米。城墙两侧壁露明面由规整的石块砌筑而成，内包夯土芯。所用石块长40——150、厚10——25厘米不等。该遗迹和与其相邻的五代捍海塘和南宋东城墙遗迹一起，成为历史时期南方城市营造和南宋以来杭州城市变迁的重要例证。

　　以城墙发掘为契机，引入现代物探科技解决城墙勘探难点由于杭州是一座古今叠压的城市，且当前城市建筑密集、路网交错，因此很难对埋于地下的城址实施主动的考古发掘，相关研究也难落到实处。而引入现代物探科技则成为解决这一难题的突破点。2015年，采用探地雷达、拖缆式电阻率和地震散射波等技术手段，以2D和3D相结合的数据采集方式，重点对外城墙遗迹进行了探测和试验，并充分利用考古发掘的机会，相互验证，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探测方法，成果显著。也使得在无法发掘的情况下，通过加密测线的方法，来准确复原城墙线性和结构成为可能。在临安城及其他同类城址的考古中，应用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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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墙是城市考古的首要内容，内外城城墙是决定城市格局的首要因素。因此，城墙是从事城址复原及城市形态、社会经济等诸领域研究的根本。2015年所取得的发掘、物探、数字化等一系列成果，促使今天的临安城复原研究得以走出“示意图”阶段，向“地理信息系统”迈出新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