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往今来的官员里，他的知名度最高。山野小民，不知道宋朝有几个皇帝的大有人在，没听说过他名号的人，寥寥无几。

　　他的故事被编成小说、戏剧、评书，电视剧，电影，广为流传。1993年，台湾拍摄的电视剧《包青天》在中港台都掀起收视狂潮。电视剧的开头，胡瓜用他那破锣一样的嗓子吼道：

　　“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侠义展昭来相助，王朝和马汉在身边。”

　　他就是北宋名臣包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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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拯是一个孝子。29岁那年他参加高考，金榜题名。朝廷派他到江西建昌县做一把手。这个差事蛮不错的，但包拯认为家中父母年岁已高，自己应该跟在身边尽孝道，便奏请朝廷把自己的工作调动一下。这朝廷也挺人性化，满足了他的心愿，把他调到离家更近的安徽和州上班。可父母亲仍然希望儿子在身边照应。包拯想来想去，最后把工作辞了，在家里安心的侍候父母。

　　父母双双辞世后，又过了5年，包拯才离开家乡，到安徽天长县做县长，宣布自己在历史舞台上正式粉墨登场，这时候，他已经是一位39岁的中年人了。

　　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潜规则无处不在的国家。娱乐圈有，体育界有，学术界有，官场自也不当例外。在宋朝时候的端州(今广东肇庆)，这种官场潜规则是通过一种叫端砚的东西折射出来的。端砚是端州的特产，非常名贵。皇帝和国家高级干部都爱收藏几块——就算不会写字儿的人，放在书房里也显得特有文化——跟现在一些企业家喜欢在书房里摆放精装本《梦回宋朝》是一个道理。因此，每年端州都会进贡一些给朝廷。这样也没问题。关键是，地方官们往往都在“贡砚”规定的数量外，加征几十倍的数额。这些多收的端砚去了哪里?十之**被地方官拿去打点朝廷权贵，以换取政治筹码。这样就加重了当地百姓的负担。

　　这一切，在包拯来到端州后有了彻底改观。

　　包拯在安徽天长县做了3年县长后被调到端州做一把手。他甫一上任就下令，严格限制端砚的生产数量，绝不允许手下干部私自加码，违者重罚。他也高调表态：自己作为“一把手”，决不要一块端砚。

　　3年后，包拯被调到京城任职，果然“悄悄的离开，不带走一块端砚”(岁满不持一砚归)。

　　公元1043年，包拯来到首都开封。上一次来到首都，还是15年前参加高考的事情。一般风景，两种心情。彼时他还是一个忐忑不安的考生;如今已俨然一位初露头角的政坛新秀。44岁的包拯，骑马走在京城的青石板路上时，心中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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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京城是一个大舞台。事实上，包拯人生中最精彩最华丽的篇章都是在这儿上演的。

　　不管是民间故事还是电视剧，都把重点放在渲染包拯断案、破案的传奇故事上面。包拯确实在法院制度改革里做了不俗的贡献。在宋朝，老百姓到衙门打官司，先得托人写状子，还得通过衙门小吏传递给知府。如此就给衙门小吏们预留了寻租空间，一些讼师恶棍趁机敲榨勒索，导致老百姓打不起官司，严重妨碍了社会公平。包拯在开封做一把手就打破了这个规矩。他在知府衙门前设置了一只鼓，老百姓要打官司，只要把鼓一敲，知府衙门就大开正门，让百姓直接上堂告状。

　　看起来是一件小事情。其实非也。法律维护着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老百姓遇到困惑的时候愿意通过诉讼寻求救济，其实体现了对社会制度纠错能力怀抱信心。假如人为的在诉讼渠道里制造堵塞，会迫使老百姓寻求其他解决办法，比如私刑，或者暴力等等。这些都是社会动荡的源泉。

　　与包拯队长、法院院长的身份相比，他对国家更大的贡献当是政治家身份;准确的说，是“弹劾”家。

　　1058年，包拯任职右谏议大夫，兼任御史中丞。谏议大夫的职责是专门向皇帝提意见。这是个很奇特的官，其既无足轻重，又重要无比;其既无尺寸之柄，但又权力很大，而这一切都取决于谏议大夫的意见皇帝是听，还是不听。而御史中丞的职责是监察天下官吏，对三公、九卿有弹劾之权。在这两个职位上包拯如鱼得水，做得有声有色。成绩也相当可观：

　　他7次弹劾酷吏王逵，顶住各方面的压力，最终把这个宠臣拉下马;他弹劾宋仁宗最亲信的太监阎士良“监守自盗”;他4次弹劾皇亲郭承佑，让宋仁宗几乎下不了台;他弹劾宰相宋痒——宋痒文采风流、道德高尚，实无过错，包拯却弹劾他身为重臣却毫无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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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包拯6弹“国丈”张尧佐的事迹，尤为精彩。

　　其时宋仁宗非常宠爱张贵妃，爱屋及乌，一年之中把她平庸无能的伯父连升四级，集组织部长、财政部长等四大要职于一身，这在北宋还是没有先例的事情。

　　包拯第一个站出来进行弹劾，一些谏官也跟上抨击。可张尧佐职位不降反升，这说明皇帝在力挺他。包拯不屈不挠，连续两次弹劾。宋仁宗心里委屈啊：我一个九五之尊，提拔自己的国丈难道要看你们的眼色?他也来脾气了，一意孤行要把“国丈”提拔为“宣徽使”。

　　包拯跟谏官们非常不满，要求召开廷辩。廷辩，顾名思义，就是在朝廷上和皇帝展开公开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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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封建时代，皇帝无疑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廷辩的存在，标志着皇帝与臣民在某个特定的时刻是平等的(至少是近于平等)。否则的话，皇帝一个不高兴，叫人把对方辩友统统拖下去砍了，然后宣布自己获胜——廷辩就失去了所有的意义。

　　话说那日，廷辩在友好和谐的气氛中展开，然后慢慢升级，直到最高潮。想想看，一群文质彬彬的文人，以口舌为武器，气势汹汹地“围攻”皇帝，那场面也真够壮观了。包拯说到动情处，站在宋仁宗宗面前滔滔不绝，唾沫星子溅了宋仁宗一脸。宋仁宗气得说不出话来，却又无可奈何。下班回到宿舍，张贵妃探问消息消息，宋仁宗总算找到一个出气孔，冲丫发了一通脾气：“包拯向前说话，直吐我面，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汝岂不知包拯御使乎!”

　　这样就完了吗?没有。因为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包拯继续弹劾。一弹再弹，终于把皇帝弄得不耐烦了，不再动张尧佐的职位了。后来张贵妃仙逝，此事方才不了了之。

　　包拯这种牛脾气让权势阶层吃不消，连宋仁宗都畏惧他三分。

　　有趣的是，包拯经常弹劾他人，自己也曾经成为弹劾的对象。这人是谁，他就是欧阳修。

　　张方平、宋祁先后担任三司使，但很不幸，都被包拯弹劾下台。三司使是一个很重要的职位，掌管财政大权，很有油水，多少人梦寐以求啊，无奈保险系数太低，尤其是在包拯紧盯着的情况下。因此位置就空置下来。宋仁宗跟大臣一商量，决定派包拯去做。包拯也没意见。但这个时候欧阳修出来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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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修写了一篇《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的帖子，认为包拯连续将两任三司使弹劾下台，却自己取而代之，会引起其他大臣的非议，以为包拯是为了私利而弹劾三司使。即使包拯光明磊落，也应该主动避嫌。其次，包拯对于朝廷这样的安排心安理得，这说明他学问不深，思考不周。朝廷任用干部，应该选用那些知廉耻、懂礼让的人士。

　　欧阳修说的当然也很有道理。包拯听了这些话之后，就上奏要求辞去这个职位;朝廷一时没有更好的人选，不予批准。过了好长时间，包拯才去上任。

　　看到这里，或许你会认为欧阳修与包拯有什么罅隙，其实不然。包拯为人不苟言笑、过于严肃，得来了一个民间评价：要看包公笑，比黄河水变清还难啊。是以在朝廷中他属于被严重孤立的一派，而欧阳修算是他少有是几个知己之一。说起来，欧阳修还是包拯的伯乐呢。

　　欧阳修当年与包拯一起参加高考，却不幸落第。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沦之后，开始了仕途上的阳光大道。当包拯经历了10年宅男生活，重新回到公务员队伍时，欧阳修已经做到负责官员选拔、差遣和考察的组织部部长，很有实权。同时，欧阳修的文名蜚声海内，是文坛里的当红辣子鸡。欧阳修提议朝廷重用包括包拯、王安石在内的四个青年干部。包拯也因此逐步走向中央权力中心。

　　俗话说，惺惺惜惺惺。欧阳修对于包拯的评价也是最精准的：“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在朝廷”。

　　一针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