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民族作战的成本比游牧民族要高，而作战的收益却很可怜。即使占领了广袤的草原，却无法耕种，中原王朝的税收是从农民的头上获取的，没有了农民，要那么大片的草原有什么用处?即使打赢了对游牧民族的战争，也要被高昂的战争成本压垮。

　　公元前215年，在今天内蒙古的河套地区，秦朝大将蒙恬率领以步兵为主的秦军，与凶狠的匈奴骑兵展开了一场殊死之战，刚刚统一天下的秦军士气正旺，一举拿下了河套地区。匈奴残部望风而逃，远遁大漠。

　　然而，凯旋的秦军得到的命令却不是再接再厉，攻占漠北，而是转攻为守，30万大军以战国时期燕、赵、秦三国的北方长城为基础，就地修筑长城，从西北的临洮一带一直延伸到辽东，横贯东西的万里长城第一次出现在人们的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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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秦始皇停止北伐，反而耗尽全国的财力、人力去修筑长城呢?因为秦始皇不仅是我国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还是一位卓越的经济学家，他肯定算过一笔经济账。

　　让我们站在秦始皇的角度来思考对付匈奴的难题。首先，秦始皇统治的民众基本上都是农民，而如果要深入大漠与匈奴作战，就需要相当数量的骑兵。把平时基本不骑马的农夫转变为强大的骑兵，不仅要花费大量的时间、金钱训练，同时由于这些农民当了兵，不能再从事农耕了，还要蒙受生产上的劳动力损失。

　　况且即使有了强大的骑兵，要送他们到北方草原深处作战，粮草的运输和损耗也是一笔很可怕的开销。古代没有高速公路和铁路，也没有大货车，粮食运输只能靠人力和畜力，十分艰难。史记中曾经记载，从中原地区运送1石粮食抵达北方的前线，路上运输队消耗的粮食竟达到了192石!

　　而匈奴骑兵的作战成本却很低，游牧民族从小在马背上长大，既是放牧者，也是战士，角色转换很容易，甚至可以一边放牧，一边作战，后勤保障比农耕民族好多了。

　　农耕民族作战的成本比游牧民族要高，而作战的收益却很可怜。即使占领了广袤的草原，却无法耕种，中原王朝的税收是从农民的头上获取的，没有了农民，要那么大片的草原有什么用处?即使打赢了对游牧民族的战争，也要被高昂的战争成本压垮。

　　汉武帝雄才大略，曾经在对匈奴的战争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可是劳民伤财，大大削弱了国家的经济实力，直接导致了汉朝的衰落;明成祖朱棣的大军五出漠北，苦战多年，把蒙古各部赶得四处奔逃，但仗打到最后，先吃不消的却是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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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观骑马的游牧民族，他们来去如风，掠夺农耕民族积累的财富轻而易举，收益惊人。成本低，收益高，游牧民族怎么会不热爱劫掠战呢?

　　得想个招儿，改变成本和收益上的巨大反差。秦始皇借鉴战国时期的策略，想到了修筑长城。有了长城这种防御工事，流动的战场将会变为固定的战线。游牧民族无法重演来了就抢、抢了就跑的闹剧，必须先在长城一线与守军打一仗。

　　如此一来，成本和收益就改变了。防守的农耕民族可以从附近的农田中获得粮食，进攻的游牧民族却远离了放牧的草场。而且长城一线多群山，重要的道路上又修建了坚固的关隘，农耕民族的步兵只要固守防线，游牧民族的骑兵就毫无用武之地，往往还没有抢到东西，就先挨了一顿打。

　　依托长城打防御战，农耕民族不用训练骑兵部队，训练成本得以降低，又因为士兵原本就是农民，有了固定的根据地，熟悉农活的士兵们在闲时完全可以就地屯垦，后勤的负担也小多了。

　　说句实话，农耕民族的杰出代表秦始皇虽然没有读过现代的《经济学原理》之类的著作，但他大规模修筑长城的举动，的确与经济学最基本的成本、收益规律是相符合的。修筑长城固然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在短期内经济压力很大，但从长远来看，秦始皇的这笔账算得很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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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的各朝各代，只要有条件、有需要，也都尽量采取修筑长城的方式防御北方的游牧民族。比如明朝成化年间，蒙古鞑靼部常常进犯陕北、甘肃一带，皇帝于是召集大臣讨论防御事宜。大臣们算了一笔账，如果征集5万，用两个月的时间修葺长城，耗银不过100万两;而派出8万大军征讨鞑靼入侵者，每年粮草、运费折合银两，总计耗银近1000万两。成本高低一目了然。而且，军人可以在长城之内屯田耕种，获得一定的粮食，这就节省了从内地调粮食到前线的巨额成本。于是，明朝的皇帝们选择了修建长城，我们今天看到的雄伟长城就是那个时期完工的，在元朝初年就来到中国的马可波罗自然是看不到明朝长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