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夷叔齐饿死的地方究竟是在哪儿?
伯夷、叔齐是商末孤竹君的两个儿子。伯夷叔齐是抱节守志的典范。相传其父遗命要立季子叔齐为继承人。孤竹君死后,叔齐让位给伯夷,伯夷不受,叔齐也不愿继位,先后都逃往周国。在已天为大的原始社会,君王意识更是根深蒂固,因而周国举兵讨伐商朝是以下犯上大逆不道的行径,伯夷叔齐因此对此事件极为抨击。当武王兴仁义之师伐纣时,二人却出来阻止武王灭商。周国最终攻克商朝,建立周朝。悲愤之下,伯夷叔齐以遗臣自居,拒绝与周人来往,不食用周国土地上种植出来的食粮,二人隐居于首阳山,终日采集微草过日,不多时日,便因营养不足而去世,流传至今的史料记载中明确指出伯夷叔齐饿死的地方在首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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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周时期,商王被看作是上天的代表,他的统治是上天的意志,商王“贤”与“不贤”有上天判断,凡人是不能反抗的。所以放在这样的历史局限下,伯夷和叔齐的作为就不难理解了。而且在儒学影响的中国古代思想中,伯夷叔齐的典故是被众多文人学士推崇的,甚至在帝王将相阶层中也是经典之学,在这其中被赋予了更多封建思想,有利于统治阶级强化集权力量。
但若放置现今,如此固执己见、恪守陈规的做法,委实不符合历史进程中优胜略汰的步履,这样看两个人的眼光的确保守了一些,算是不识时务。
伯夷叔齐饿死的地方是在哪儿?
商周时期,孤竹君为商朝附属小国的君王,在他临终前,却不理会嫡长子继承制的传统礼制,执意将王位传于庶子叔齐,而叔齐与伯夷兄弟两性情相投,从小极为尊崇礼制,恪守仁义,叔齐认为此举与古法不合,在其父去世后,决意推辞继承王位,并且执意推举其兄长伯夷继承。
而伯夷念及手足之情,不愿看到叔齐深陷囹圄,便不告知任何人,深夜收拾行囊远走他乡,叔齐得知后,便执意追寻伯夷而去,二人相遇后,便相约不再回归故里,投奔周国。然而事实并未像兄弟两所想象的那样风平浪静,不久,周国举兵讨伐商朝,看在伯夷叔齐眼里,附属国攻打君主国,以下犯上,视为大逆不道之行,然而却无力劝解,周国攻打商朝,势如破竹,两军相残,民不聊生,战争所带来的伤亡是伯夷叔齐二人极为不忍,奔走于权势之间,只求能早日将这战争终止。
周国最终攻克商朝,建立周朝。悲愤之下,伯夷叔齐拒绝与周人来往,不食用周国土地上种植出来的粮食,二人隐居于首阳山,终日采集微草过日,不多时日,便因营养不足而去世,流传至今的史料记载中明确指出伯夷叔齐饿死的地方在首阳山。
伯夷叔齐为什么被司马迁称颂?
太史公司马迁把伯夷叔齐放在列传之首,足见司马迁对伯夷叔齐的褒奖之意之高。众所周知,《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被载入《史记》的人都是代表着当世时代特征的领袖人物,具有其独有的精神高度与特点,而伯夷叔齐的身份仅为商朝的贵族,便享有如此殊荣,细细想来,伯夷叔齐为什么被司马迁称颂足以思考一番。《史记》记述伯夷、叔齐是殷末周初孤竹国君的两个儿子。孤竹国王生前指定小儿子叔齐继位。他死后,叔齐却要把王位让给长兄伯夷。伯夷认为君命不可违,要尊重父亲的决定,因此拒绝就位,并出逃外国。叔齐则认为伯夷贤德,治理国家最合适,又符合长幼尊卑秩序,便执意离开孤竹国,追随兄长伯夷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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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又发生了武王攻伐商纣王一事,周武王推翻商朝,建立周朝。伯夷、叔齐听说现在是周朝的天下,他们都变成了周的子民,兄弟俩无法接受这种历史的必然更替。他们认为做弑君夺位的武王之臣民是可耻的,对商纣王是不忠不义的,因此逃到首阳山上采薇菜为生,坚决不食周粟。
以上两件事迹表明了伯夷叔齐是维护封建社会规章制度的守门人,从他们身上所散发的正是维护封建大厦最为有用的思想禁锢,有利于教育臣民,恪守君臣父子之道,严格遵守社会统治秩序,保证统治者牢牢把握政权。如果都像伯夷、叔齐那样谦虚让位,与世无争,逃离尘世,争霸权而发生的子弑父、臣弑君的流血事件也会大量减少了,如此一来,伯夷叔齐为什么被司马迁称颂这一疑问,就顺理成章了。
历史上对伯夷、叔齐的高度评价
伯夷、叔齐独行其志,耻食周粟,饿死首阳山以后,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许多名人,包括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史学家、艺术家、文人学者、帝王将相纷纷以各种形式歌颂、褒扬伯夷、叔齐。
1、用文字的形式记载伯夷、叔齐。
孔子、孟子、墨子、管子、韩非子、庄子、屈原、司马迁、韩愈等等,对伯夷、叔齐都有著述。现简述如下。
孔子在《论语》中曾先后多次赞颂伯夷、叔齐,评价伯夷、叔齐“古之贤人也”,“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并评价夷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孟子评价夷齐为“圣之清者”。管子曰“故伯夷、叔齐非于死之日而后有名也,其前行多备矣"。韩非子曰"圣人德若尧舜,行若伯夷"。汉代史学家司马迁所著的《史记》,把《伯夷列传》作为人物列传的首篇。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写过一篇《伯夷颂》,赞颂伯夷、叔齐。
2、用诗词的形式讴歌伯夷、叔齐。夷齐的让国精神和耻食周粟的高尚气节,使各代诗人深受感动。他们题诗作赋,咏颂伯夷、叔齐。见于文字记载的,咏颂伯夷、叔齐的诗多达近百首。著名诗人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范仲淹、司马光、文天祥、刘伯温、顾炎武等都有传世佳作赞美夷齐。
著名的爱国诗人屈原在《九章·橘颂》中把夷齐作为自己为人处事的榜样,“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广州刺史吴隐之上任之前,听说广州城外有一泉,人称“贪泉”。传言赴广州作官者,若饮此泉之水,就会变成贪官。吴隐之上任伊始,就痛饮三瓢贪泉之水,并赋诗一首,以言其志。“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吴隐之也终于没有成为贪官。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在被俘囚禁期间,曾写过一首《和夷齐西山歌》。“彼美人兮,西山之薇矣。北方之人兮,为吾是非矣。异域长绝兮,不复归矣。风不至兮,德之衰矣。”元兵统帅劝降时说,“国己亡矣,杀身以尚,谁复书之?"文天祥正言以答"商非不亡,夷齐自不食周粟。人臣自尽其心,凯问书与不书?”并咏诗抒怀饿死真吾事,梦中行采薇。伯夷、叔齐的事迹,不仅在国内产生了广泛影响,也影响到周边国家。清代,朝鲜使者柳梦寅写过一首《夷齐庙》,“首阳苍翠郁嵯峨,滦水悠悠也自波。土俗尚闻孤竹庙,邦人能唱采薇歌。一时贤士知俱出,万古高名问孰多。此地清风吹不尽,荒台只是旧山河。”“邦人能唱采薇歌”,说明当时朝鲜人对伯夷、叔齐是相当崇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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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用美术、书法等艺术形式描绘伯夷、叔齐。
南宋著名画家李唐以伯夷、叔齐耻食周粟,采薇而食,最后饿死首阳山为题材,画了一幅《采薇图》。此画系国家一级文物,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采薇图》刻划的是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宁死不愿意失去气节的精神。图中描绘伯夷、叔齐对坐在悬崖峭壁间的一块坡地上。伯夷双手抱膝,目光炯然,坚定沉着;叔齐上身前倾,表示愿意相随。伯夷、叔齐均面容憔悴,身体清瘦。肉体上由于生活在野外和以野菜充饥而受到极大的折磨,但是在精神上却丝毫没有被困苦压倒。图中人物刻画生动传神,森森然正气溢于毫端。这幅画的创作年代,正是南宋与金国对峙的时候。一些朝廷官员丧失民族气节,主张投降。李唐则以这幅画的形式弘扬高尚气节,谴责投降变节的行为。《采薇图》传世于宋、元、明、清各个朝代,晚清入宫,至今已近千年。绘画大师徐悲鸿称赞《采薇图》“为绘画史上的极峰。”《采薇图》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华夏文明的骄傲,同时又是炎黄子孙高尚气节的展现,同时也可以说是孤竹文化的延续。
北宋名臣范仲淹曾书写过《伯夷颂》长卷,后为秦桧所藏,辗转多人后,清代入宫。1949国民党逃往台湾,将其带到台湾。继范仲淹书《伯夷颂》之后,元代书法家邓文原也书有《伯夷颂》。“先哲吾师表,斯文古鼎铭。义形扣马谏,书胜换鹅经。故事征皇祐,乡祠谒仲丁。登堂睹遗墨,山雨飒英灵.心田垂世远,手泽历年殊。谁购山阴序,真还合浦珠。身惟名不朽,书与道同符。诸老珍题在,犹堪立懦夫。蜀后学邓文原顿首。”邓文原书《伯夷颂》,现存故宫博物院。
在上海博物馆,保存着一件明代崇祯年间景德镇烧制的《青花瓷伯夷、叔齐人物故事笔筒》,是我国珍贵文物之一。此件高21.9厘米,口径18.4厘米,底径为16.8厘米。整体直身,内外均施白釉。筒身四周以青花绘制,是一件典型的十七世纪明晚期景德镇精美青花瓷制品,弥足珍贵,堪称国宝。以伯夷、叔齐人物故事为题材的瓷器、铜器、雕刻,明清时期还有很多。
4、以庙宇的形式祭祀伯夷、叔齐。
以庙宇的形式祭祀伯夷、叔齐,最早源于何时,已无从考证。清康熙永平知府彭士圣《重修清节祠碑记》云"自汉熹平五年已有祠。唐天宝七载祀义士八人于郡县。崇祭则自此始。《水经注》为北魏时所著,《水经注》记载,“孤竹祠在山上,城在山侧。”说明北魏时期已有孤竹祠。孤竹祠无疑是祭祀伯夷、叔齐的祠堂。前蜀韦庄《鹧鸪》诗中有“孤竹庙前啼暮雨”句。韦庄,五代前蜀诗人、词人。因《鹧鸪》诗得名,人称郑鹧鸪。孤竹庙于孤竹祠应为同物。唐代诗人李颀有《登首阳山谒夷齐庙》诗一首,“古人已不见,乔木竟谁过。寂寞首阳山,白云空复多。苍苔归地骨,皓首采薇歌。毕命无怨色,成仁其若何。”说明唐代已正式以夷齐庙命名。据《永平府志》记载,宋大中祥符四年曾访庙遣官致祭。清惠、仁惠谥号则封于政和三年。元至顺元年颁庙额曰"清圣古庙",久废。曾移于郡城内东北隅为明洪武九年,郡丞梅珪所建,未几复废。景泰五年,郡守张茂乃重建于孤竹故城。成化九年郡守王玺请于朝,赐今额御定祭文。而后,到明末清初,又经过五次较大规模的复修。祭祀伯夷、叔齐,见于记载的帝王,就有元世祖、明宪宗、清圣祖、清高宗、清仁宗五位。他们到夷齐庙祭祀伯夷、叔齐,或颁以祭文,或题写诗篇,都十分庄重。这些祭文、诗文,史志中都有记载。到夷齐庙祭祀伯夷、叔齐的达官贵人、文人学者、平民百姓,包括国外志士仁人,更是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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