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和魏征，一直被看做是历代贤君直臣的楷模。魏征活着的时候，唐太宗把他当作“镜子”,主动结成亲家;魏征去世的时候，唐太宗“废朝五日”,亲笔撰写碑文。然而魏征尸骨未寒，唐太宗就出人意料地变了卦，不但下旨解除了衡山公主和魏征长子魏叔玉的婚约，而且一怒之下竟然亲自砸掉了魏征的墓碑。对于唐太宗这种“雷人”的异常举动，有人认为是魏征生前大力举荐的杜正伦、侯君集接连，伤了唐太宗的心;也有人认为是魏征曾将自己记录的与太宗一问一答的谏诤言辞，拿给负责编写起居录的褚遂良作参考，犯了唐太宗的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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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种说法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究其根源却是因为魏征屡次过火的“犯颜直谏”,使唐太宗产生“逆反心理”,推倒墓碑不过是唐太宗因为长期受到压抑而表现出来的一种歇斯底里的发泄。

　　推倒墓碑不过是唐太宗因为长期受到压抑而表现出来的一种歇斯底里的发泄

　　唐太宗是历史上少有的开明君主，为了开创大唐盛世的局面，为了实现千古一帝的梦想，他给了魏征“无限话语权”,让魏征时刻提醒和劝谏自己。在国家大事上，魏征像一位元老，旁征博引，口若悬河，好像在教诲一个没有主见的幼主。

　　而在皇帝私生活上，魏征像一位长辈，苦口婆心，声泪俱下，更像是在教育一个懵懂无知的孩子。据史料记载，魏征在为唐太宗效力的17年内，有史籍可考的谏奏前后达二百余次，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诸多方面，甚至连皇帝的私生活都要管上一管，很多时候都让唐太宗下不了台。

　　魏征比唐太宗大20岁，如果放在时下，就是“60后”与“80后”的关系。年龄上的差距，代沟上的隔阂，意见上的分歧，必然会造成二人之间的冲突。魏征在呕心沥血的同时，却忽略了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皇帝也是人，皇帝也有自己的主张、理想、爱好和私生活。唐太宗那种与生俱来的好奇心，标新立异的开拓劲，以及自由生活的做主权，在很多时候都受到了魏征的干涉和阻挠。难怪有一次唐太宗守着长孙皇后的面大骂魏征：“早晚有一天，朕非杀了这个庄户佬不可!”能把“从谏如流”的唐太宗逼到这个分上，魏征的进谏确实过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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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太深，容易出现裂痕。魏征这种慈父般的过火关爱，在唐太宗眼里却成了一种挥之不去的“阴影”.当皇帝的在很多时候说了不算，反而要看大臣的脸色，这种长期逐步积累起来的压抑，总有一天就会像火山一样突然喷发，而魏征的“荐人失察”和“谏言外流”不过是唐太宗“悔婚砸墓”事件的导火索。

　　人，总是在受到挫折后，才明白“忠言逆耳利于行”的真谛

　　贞观十八年，不听劝谏、一意孤行的唐太宗在攻打高丽受挫后，不由得发出了“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的长叹，立即“命驰驿祀征以少牢，复立所制碑，召其妻子诣行在，劳赐之”.人，总是在受到挫折后，才明白“忠言逆耳利于行”的真谛，皇帝也不例外。

　　封建帝王的专制本能越来越多地在李世民身上体现出来唐太宗李世民一面倡导“宽大安抚”,实行开明统治，体现人文关怀;一面本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疑忌心理，对大臣动辄问罪，轻则贬黜，重则杀戮，甚至连尉迟敬德、房玄龄这样一些佐命功臣，也未能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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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到了贞观中后期，随着“隋亡为戒”历史教训的逐渐淡忘，随着骄傲自满情绪的不断滋长，封建帝王的专制本能越来越多地在李世民身上体现出来。皇帝高深莫测，臣子如履薄冰，在君臣的政治游戏中，皇帝始终是赢家。难怪岑文本被唐太宗任命为中书令后，不仅高兴不起来，反而面露忧色。

　　母亲问他为什么，他说：“非勋非旧，滥荷宠荣，位高责重，所以忧惧。”亲朋好友前来道贺，他正色道：“今受吊，不受贺也。”寥寥数语道出了他对“伴君如伴虎”这句至理名言的深刻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