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锡”的说法来自于《周礼》——当时称为《周官》的一本书——是传说中周朝王室给大臣的九种封赐，从“一命”到“九命”。其中“一命”等级最低，“九命”等级最高　王莽位极人臣之时，除了受封土地，又有九百零二名官员联名上书请求给王莽加“九锡”的称号。封王莽为最高等级的“九锡”，相当于承认他已经不再是普通的大臣，而是拥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终身荣誉。王莽代汉，就只差一步了。而这一步，简直就是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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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代，儒家被批评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它是“统治者维持政权的工具”，董仲舒之所以成为学术权威，则是因为他为君主的统治背书。

　　但其实儒家对君王并不是没有要求，恰恰相反，要求还非常苛刻。

　　在儒家看来，君王必须以身作则，遵守儒家的各种规则。如果君王不遵守，会导致国家灭亡，这样的君王必须下台。支持这种论断的人里，也包括董仲舒本人。

　　王莽之前的几位汉朝皇帝全部品行不端，因为他们的无能，让成千上百万的百姓饿死。王莽却德才兼备，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得到四十八万个读书人投票支持。按照儒家的逻辑，显然只有把王位让给更为贤德的王莽，这个国家才能变得更好。

　　这时，有一位在长安求学的读书人，以上天的口气伪造了一份“命令”王莽当皇帝的诏书，献给王莽。古人大多迷信，董仲舒也不例外。除了推崇儒学外，董仲舒还有一套“天人感应”的学说。认为上天对应人间的各种作为，会降下种种征兆来警告或者褒奖凡人。这份伪造的天书正好符合这套理论。不知道王莽是真的相信还是顺坡下驴，反正有了这上天来的红头文件，王莽代汉称帝就顺理成章了。于是，王莽就这么毫无难度地当上皇帝了。按照批评者的说法，等到王莽称帝的时候，他终于达到了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走向了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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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既然是，总要做出一些的事情来才对啊。

　　王莽当上皇帝以后，全国人们翘首以盼，希望他能够按照儒家规则全面改造一切国家制度，在现实中建造儒家的理想国。如果王莽够坏的话，就应该在上台以后忘掉这条竞选承诺，只顾自己的享乐，把改造国家的任务忘到脑后。

　　但是恰恰相反，王莽当上皇帝之后，夜以继日的工作，只为了能把这个国家改造得更符合儒家的要求。

　　在这个关键时刻王莽还得到了额外帮助。

　　之前不久，王莽手下的经学大师刘歆从大内收藏的儒家经典中翻出一本叫做《周官》的书。顾名思义，《周官》介绍了周朝的官制，讲周王朝都设立了多少官员，每个官员都负责怎么事。表面上看这书的内容平平无奇，其实内容十分丰富。所谓“人事即政治”，官员制度实际上就是政治制度，根据《周官》这本书，可以知道周朝各方面的制度是怎么设置的。周朝是儒家最崇拜的偶像朝代。儒生们认为，周代的一切制度都完美无缺。孔子的梦想就是让社会变成周代的样子。刘歆又考证出来，这本书的作者是周公。这周公也是儒生们的超级偶像，被认为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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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意味着，《周官》是一本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用来建设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家所采用的施政纲领，这对于执掌权力的王莽来说，就等于是一本绝世武功秘籍啊。

　　这不是老天爷在帮我王莽么!

　　大权在手，百官拥戴，民心所向，兜儿里还有一本上古秘籍，这改革还能失败吗?!

　　结果我们都知道，他不但失败了，而且失败的很惨。

　　不光王莽，以及西汉末年的其他知识分子都认为，国家经济崩溃的根本原因是当权者不遵守儒家规则。这是大儒董仲舒提出的看法，但以我们今天的看法来看，是有问题的。

　　以今天的经济学眼光来看，西汉末年最大的经济问题在于贫富差距过大。巨大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群人，我们称为“地方豪强”。他们中有一些人原本是地方的富商，在景帝的时候靠资产获得政治权力。还有一些人是汉朝各个时期的权臣，皇帝为了奖励他们，给他们分封了土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权臣的子女们开枝散叶，并积累的土地和财富越来越多。同时，他们和皇室的联系越来越淡，最终成为名义上的皇亲国戚，实际意义上的地方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