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游记》原著十三回开篇有这样一段，“三藏自贞观十三年九月望前三日，蒙唐王与多官送出长安关外……”。由此看见，取经团队的成行时点，无疑应在贞观十三年。但若翻出史料，找寻小说人物的历史原型，即唐僧陈玄奘，会惊奇地发现此君实际出行时间应为贞观二年(也有说法，为贞观三年或四年)。

　　那么，作者为何要将取经时点人为地设定在贞观十三年呢?这个时点，将历史事件生生往后推移了逾十年。

　　这是作者手滑笔误?还是另有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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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要找答案，同样要翻开原著。

　　先看十一回，时李世民被灵山一派设计，连恐带吓地无端到地府周游一遭。回魂之时，顿感罪孽深重，于是有大兴佛事之念。如述，“聚集多官，出榜招僧，修建水陆大会，超度冥府孤魂。榜行天下，着各处官员推选有道的高僧，上长安做会。”这是很好的形象工程嘛。

　　可就在项目如火如荼之际，却有一人跳出来了。

　　谁?傅奕!

　　只见此君义正辞严上表，“西域之法，无君臣父子，以三途六道，蒙诱愚蠢，追既往之罪，窥将来之福，口诵梵言，以图偷免。且生死寿夭，本诸自然;刑德威福，系之人主。今闻俗徒矫托，皆云由佛。自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长久。至汉明帝始立胡神，然惟西域桑门，自传其教，实乃夷犯中国，不足为信。”

　　显然，这是砸场子的节奏，将佛教批得一无是处。分明是公然不给李世民的面子嘛。

　　不用说，领导很生气，姿势很激烈!“太宗闻言，遂将此表掷付群臣议之。”

　　“掷”这个动词，很好地体现了太宗当时的情绪。堂下诸臣呢，均是混迹官场的湖，纷纷站出来表态道，“佛在清净仁恕，果正佛空。周武帝以三教分次：大慧禅师有赞幽远，历众供养而无不显;五祖投胎，达摩现象。自古以来，皆云三教至尊而不可毁，不可废。伏乞陛下圣鉴明裁。”

　　太宗闻言大喜。至此，官方的论调明确，“出了法律，但有毁僧谤佛者，断其臂。”简单讲，就是在国家范围内动用行政力量大力推广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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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但事实真是这样吗?当然不是!

　　原著里打酱油的傅奕，在历史的长河里，其实并不简单，他以一种激烈的“自由泳”姿态，固执前行着。

　　而他偏执而激烈抗辩的，正是佛教。至太宗他爹在位始，就频频上书“废佛法事”。傅奕的理由也很鲜明，因为佛教“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简言之，佛教的教义，既不利于人伦，也不利于生产。而在唐朝之前的南北朝，有诸国国君主张倡佛，诵经弄香，却不事生产。这种本末倒置，成为了当时的社会通弊。譬如梁武帝萧衍，罔顾朝政，多次以身侍佛，乌龙频频，最后闹得国破家亡。

　　这些，确实都是反面教材。

　　在傅奕的推波之下，唐朝的前两朝皇帝(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对于佛教态度是相当微妙的。至少，是很不积极的。甚至，在皇室的顶层，一度萌生了让佛教徒集体还俗的念头。

　　可见，历史上唐太宗对于佛教的态度，绝不像《西游记》里那般温和以及充满善意。甚至，因为李姓关系，李世民的情感先天性地偏向了道派的上古掌门人李聃(即老子、教内又称太上老君)，更自诩为其后人。道、佛两教的事实斗争，在初唐数十年间，道派已然先抢出了一个身位。正如史料记载，当时道、佛教徒若途上撞见，佛教徒得谦恭地后行一步，起手敬道，道兄，您先请。

　　可以说，这是佛教的小冰河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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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有意思的是，贞观十三年。已然八十五岁高龄、一生同佛教作斗争的傅奕同志死了。这对于佛教徒而言，自然是击掌相庆的事。一个标志性个体的离去，似乎标志着另一个被压制的群体必将崛起(比及武周年间，佛教终于全面逆袭)。至少，在佛教徒眼里是这样。

　　而当时的这种情绪，恰恰为数百年后的吴承恩先生所洞悉。于是大笔一挥，也就有了神奇的贞观十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