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社会发展治隆唐宋，疆域拓展远迈汉唐，是中国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一个时期。其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国到明成祖朱棣时代，短短几十年时间，经济、文化、军事就发展到鼎盛时期。

　　那么，大明王朝为什么就遭遇上了突然死亡呢?这个问题，发人深省。不管明朝亡于何种原因，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要探讨明朝的灭亡，就必须先从万历年间说起。

　　清人赵翼就说：“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

　　万历，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年号，其时间跨度为公元1573年至公元1620年，共48年，是明朝使用时间最长的年号。

　　在这漫长的48年里，万历帝大部分时间不上班，史学家孟森称这一时期为“醉梦之期”，说万历帝的特点是“怠于临朝，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

　　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所长阎崇年在孟森所说的不郊、不庙、不朝的基础上又加上了不见、不批、不讲三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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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学者柏杨先生则更干脆，称万历的统治是一种“断头政治”。

　　那么，是不是这种“断头政治”导致万历一朝成为了明代由治及乱的开端呢?

　　其实不尽然。

　　万历三十年不上朝，其背后还有强大的文官集团在共同处理朝政，依然在正常运转。

　　当然，话说回来，万历不上班是懒惰，但他的懒惰是有原因的——他的身体很差，套用现在的一个网络用语，就是——弱爆了。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考古工作者发掘埋葬万历的墓穴定陵，他们惊奇地发现，“无论是棺内万历右腿蜷曲的痛苦形状，还是尸骨复原后，右腿明显比左腿短的情形，都足以说明这位皇帝生前确实患有严重的足疾”(见杨仕、岳南所著《风雪定陵》)。

　　这样的身体条件，严重地妨碍到了他出席各项活动，他也就因此背负上了“怠政”的恶名。

　　对于臣子的指责和谩骂，他只能一次又一次地耐心解释，说自己：“腰痛脚软，行立不便”、又说“足心疼痛、步履艰难”(明代申时行《诏对录》)。

　　可是没有用，人们认为他这是推托之词，为自己的懒惰找借口。

　　直至晚年，他已经“面目发肿，行步艰难”了，大臣们还是不依不饶，说你活该，你这是酒色所致，咎由自取。

　　好吧，好吧，你们说“怠政”就“怠政”，嘴巴长在你们的身上，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我做好自己的本分工作就好。

　　那么，万历到底有没有做好自己的本分工作呢?

　　明清史学家樊树志认为他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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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晚明史》中说：“神宗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处理朝政的主要方式是透过批阅奏疏，发布谕旨来进行。他始终牢牢地掌握着朝廷的大政方针，这从‘万历三大征’的全过程可以看得很清楚。”

　　“万历三大征”是指万历年间平定蒙古族人哱拜的宁夏之乱、四川播州世袭土司杨应龙的播州之乱和支援朝鲜抗击日本侵略的朝鲜大战。这三战皆捷。

　　万历二十年哱拜的宁夏之乱，整个宁夏地区陷入糜烂，万历在初战不利的情况下，运筹帷幄，调兵遣将，挥师踏破贺兰山缺，大战宁夏城，漂亮地平定这场叛乱。

　　四川播州世袭土司杨应龙盘踞一方，成为了一个事实上的独立王国。万历二十八年明军大举征讨，三月份突破娄山关天险，六月底平定叛乱，使与中央政权几乎隔离了千年的土地终于重新统在中央政权之下。

　　万历二十年，丰臣秀吉控制了日本军政大权，在号称日本史上最强的年代里悍然发动了侵朝战争，朝鲜火速求援。同样在初战不利的情况下，万历调集四万大军救援朝鲜，一战收复平壤，再战逐敌至釜山。万历二十五年，日军重新发动攻势，万历调动四路大军反击，明军邓子龙部三艘大海船封锁于露梁海峡，牢牢钉住日本军大小500艘战舰，接着，明军主力和朝鲜李舜臣部从后面夹击对手击沉和俘获对手大小船只450艘，彻底切断了从日本到朝鲜的补给。七年抗日，终于宣告了在朝日军的覆灭。日军从此300年不敢觊觎中原。

　　非但这三大征都取得了胜利，在东南海沿和东北边境，因为万历知人善任，重用了戚继光和李成梁这两位当世名将，边事颇有成效。

　　戚继光，“封侯非我意，单愿海波平”，大名鼎鼎的抗倭英雄，百世流芳，名垂千古，他的治军方略和战功一直以来都得到人们的称赞，平定了倭乱后又移师蓟州，修筑“空心敌台”，练习车战战术，保卫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长城一带边防，“边备修饬，蓟门晏然”。

　　至于李成梁，更是纵横北方边塞四十余年，前后镇守辽东近三十年，屡破强豪，力压北方各游牧部落，立头功一万五千次，拓疆近千里。张居正写诗赞其“将军超距称雄略，制胜从来在庙谟”，申时行也称其为当世第一名将，《明史》则盛称其“边帅武功之盛，两百年来所未有”。

　　李成梁的战功比戚继光大多了，可是，他的知名度却远不如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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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为什么呢?

　　有人说，是因为李成梁比不上戚继光清廉，有贪污腐败行为;并且，他在治军制度和驭将之术上比不上戚继光严明，军纪败坏，甚至有吃空饷和虚报战功的行为……

　　但这些都不是决定李成梁历史地位的主要因素。

　　后人之所以对李成梁颇有贬低之词，我认为：李成梁就是成就了“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这一定论的始作俑者。

　　万历在临死前，留下这样一份遗诏，评价自己说：“朕以冲龄缵承大统，君临海内四十八载于兹，享国最长，夫复何憾?念朕嗣服之初，兢兢化理，期无负先帝付托，比缘多病静摄有年，郊庙弗躬，朝讲希御，封章多滞，寮采半空，加以矿税烦兴，征调四出，民生日蹙，边衅渐开，夙夜思维，不胜追悔，方图改辙，嘉与天下维新，而遘疾弥留，殆不可起，盖愆补过，允赖后人。”

　　这份遗诏翻译为现代文，就是说：“我幼年继承帝位，执政四十八年，享国最久，死而无憾了。只是回想起继位之初，也曾小心谨慎地处理朝政，不敢辜负先帝的托付，可惜身患重病，不得不静养多年，以至于不能亲身治理国家，错过了许多早晨的讲读，大臣们的奏疏不能一一批阅，很多政要职位也出现了空缺，而矿税不断加派，四下征发和改调民夫，折腾得百姓生活艰难，与边疆其他少数民族的摩擦开始升级。我反思自己，不胜懊悔，正准备改过自新，与天下百姓共享太平，却一病不起，去弊革新，只能靠我的继任者了。”结合万历一生的所作所为，用客观的眼光来看，他这份遗诏对自己的评价还是比较靠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