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民间传说中“狸猫换太子”的主角，也是宋朝的第四位皇帝，只因有了他，才会出现黑脸的“包青天”，这个主角就是宋仁宗赵祯。赵祯是宋真宗的第六子，初名赵受益，养母太后刘娥，生母李宸妃。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封为庆国公，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封为寿春郡王，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进中书令，二年(公元1018年)进封瘅王。九月立为皇太子，赐名赵祯，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二月，宋真宗驾崩，赵祯继承帝位，历史上称为宋仁宗，时年十三岁。次年，改元天圣。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宋仁宗驾崩于皇宫，享年五十四岁。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是两宋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史家把宋仁宗在位治理国家的时期，称为“仁宗盛治”。

　　年仅十三岁的宋仁宗即皇帝位后，遵照遗诏，尊刘娥皇后为皇太后，由其代行处理军国事务，即太后刘娥垂帘听政。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太后死，宋仁宗开始亲政。他知人善用，待人宽厚，因而在位时期名臣辈出;他让百姓休养生息，从而国家安定太平，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由此可知，正是因为有了宽厚的宋仁宗的出现，才成全了包拯成为“包青天”。换句话说就是，没有宋仁宗，就没有“包青天”。譬如：包拯在担任监察御史和谏官期间，屡屡犯颜直谏，唾沫星子都飞溅到宋仁宗的脸上。尽管如此，宋仁宗还是一面用衣袖擦脸，一面还接受他的建议，竟然没有怪罪这个铁面无私的人。

网络配图

　　又有一次，包拯要拿掉三司使张尧佐的职务，理由是张尧佐过于平庸。张尧佐是宋仁宗宠妃张贵妃的伯父，这让仁宗有点为难，但还是想了办法，让张尧佐去当宣徽使(即节度使)。可是，包拯还是不愿意，言辞更加激烈，并带领七名言官与宋仁宗理论，仁宗生气地说：“岂欲论张尧佐乎?节度使是粗官，何用争?”七人中排名最末的唐介，不客气地回答道：“节度使，太祖、太宗皆曾为之，恐非粗官。”张尧佐最终也没能当成节度使。宋仁宗回到后宫后，对张贵妃说：“汝只知要宣徽使，宣徽使，汝岂知包拯为御史乎?”

　　以上两个例子，表现出这位仁宗皇帝确实具有相当大的度量和推己及人之心。这在封建时代，也算是很难得的了。因此，以往历史学家们称誉宋仁宗为“守成贤主”。

　　宋仁宗的善于纳谏，成全了千古流芳的包拯。“包青天”，实在是政治清明的产物，而非其他。正因为皇帝的清明，才有了产生“包青天”的政治环境。不管是遭到反唇相讥，还是被喷上一脸唾沫星子，宋仁宗都很清醒、也很民主，他不认为这样会龙威尽失。凡能接受的，他就接受;一时不能接受的，他就不理不睬。但他对提意见者绝不打击报复，有时甚至会安抚有加。

　　一个尊重大臣和百姓的皇帝，一般来说是会赢得他的臣民的热爱的，这个王朝的天，也就会比较清亮。

　　仁宗一朝不仅出现了包拯，还出现了“求之千百年间，盖示一二见”，在《岳阳楼记》中唱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领导北宋古文运动、倡导文章应明道致用的欧阳修;以及写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大文豪苏东坡。

网络配图

　　与此同时，还出现了“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大词人柳三变。柳永好不容易才通过了进士考试。但在宋仁宗看来，他不适合做官，还是填词的好，于是，就把柳永的名字给划掉了，宋仁宗说：“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柳永日后反唇相讥，说自己是“奉旨填词”。讥讽仁宗的柳三变，不但没被杀头，填词也没受影响，而且填得更加放肆。也因此，柳永非但不生仁宗的气，还“愿岁岁，天仗里常瞻凤辇”。(意思是：老百姓希望年年都能看到宋仁宗的仪仗，瞻仰到宋仁宗的风采，天下百姓都拥戴宋仁宗。)

　　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三月二十九日，五十四岁的宋仁宗去世了。大宋朝野，莫不哭号。当仁宗驾崩的消息传到洛阳时，市民们自动停市，焚烧纸钱的烟雾飘满了洛阳城的上空，以致“天日无光”。宋仁宗的死，甚至影响到了偏远的山区，当时，有一位官员前往四川出差，路经剑阁，看见山沟里的妇女们也头戴纸糊的孝帽皇帝的驾崩。《宋史》记载：“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

　　宋仁宗驾崩的讣告送到辽国后，“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辽国的君主辽道宗耶律洪基也大吃一惊，冲上来，抓住宋国使者的手，嚎啕痛哭，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又说：“我要给他建一个衣冠冢，寄托哀思。”史载，辽道宗：“惊肃再拜，谓左右曰：‘我若生中国，不过与之执鞭，盖一都虞侯耳!’”此后，辽国历代皇帝“奉其御容如祖宗”。就连金国灭北宋后，破坏了所有宋朝皇帝陵寝，但因慑于宋仁宗的威名，唯独没有对永昭陵下手，“唯昭陵如故”。

网络配图

　　北宋政论家陈师锡这样怀念“仁宗盛治”：“宋兴一百五十余载矣，号称太平，飨国长久，遗民至今思之者，莫如仁宗皇帝。……以致庆历、嘉佑之治为本朝甚盛之时，远过汉唐，几有三代之风。”

　　“仁政”，一直是传统政治的最高理想，宋仁宗之前，没有一个帝王能以“仁”为谥号或冠以“仁”。尽管没有多少人喜欢当战争的，但人们总愿意记住那些会打仗的皇帝，而容易忘记像宋仁宗这样以“仁”治国的“仁主”。但是，想要国家长治久安，却确实需要“仁主”与“仁政”。否则，怎么会出现“包青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