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说到贞观年间的成就：贞观四年(630年)，天下大丰收，流散四方的民众者都回归故里，一斗米不过价值三四个铜钱。一年全国判死刑的一共才29人。《资治通鉴》又记贞观七年(633年)，天下死囚共390人，放他们回家，在无人督帅的情况下，全部按期自到长安有关司法部门报到，无一人亡匿。皇帝全部赦免他们的死罪，等等。这是《资治通鉴》关于贞观之治盛况的描述。类似的表扬歌颂，都很有时代的特色，不可全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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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粮食价格大跌来彰显的，主要不是大丰收，而是社会的富足安宁，这是传统的观念，也是史家常用笔法。出门带粮食带干粮是过去几千年中国人的生活习惯，而一年的粮食富足就能达到在商品经济并不特别发达的年代里出门完全不用考虑带干粮的事，到哪都能买到吃食，就未必可信。同时，与粮价低廉并存的“谷贱伤农”的社会问题，则被粮食丰盈的太平景象给掩盖了。这个掩盖，是有意的。

囚犯如期返回，甘领刑罚。这一段也不尽可信。在汉唐时期，有人犯法，不仅家人要受牵连，连里正、坊正、村正这些基层干部都要受牵连;罪人逃亡是罪上加罪;收留或藏匿逃亡者的也要治罪。所以，这个朝廷与囚犯互信的动人故事，是有它特定的法律背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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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贞观十三年(639年)，魏征有一篇系统批评贞观之治走下坡路的奏章，后人题为《十渐不克终疏》，其中说道：“顷年以来，意在奢纵，忽忘卑俭，轻用人力。”“顷年以来，疲于徭役，关中之人，劳弊尤甚。”还揭露唐太宗说过“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在用人方面，“近岁以来，由心好恶，或众善举而用之，或一人毁而弃之;或积年任而信之，或一朝疑而远之……”

魏征所说是贞观中期的情况，魏征之后，这样正直的声音就少多了。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充容徐氏上疏批评时政：“顷年以来，力役兼总，东有辽海之军，西有昆丘之役，士马疲于甲胄，舟车倦于转输”等等。这些批评的存在，是我们全面了解贞观时代的重要参考。

在古代社会，制造虚假繁荣也是常见的现象，是帝王的需要，也算是臣下的责任和义务。王莽和武则天登基，按旧观念都有“篡位”之嫌，却恰恰是全国各地到处都呈报“祥瑞”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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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以上历史记载，贞观之治的景象虽然也有浮夸溢美之辞，与前秦苻坚或武则天的武周时期相比，程度上还是有所区别。而贞观之治名留青史，其实不在于那些溢美不实之辞，而在于它留下了贞观君臣讨论政治的大量记录;更涌现出魏征等人的批评，也留下了不同的历史记载。

消除贞观的泡沫，还原一个真实的贞观，我们还是可以从贞观时期君臣的言行中吸取很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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