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大兴文字狱，清人还对其建州女真族的真实史实，进行肆意篡改歪曲，导致今人学者研究建州女真历史困难重重。历史学界通过谈迁《国榷》中找到相关史料，为建州女真的研究填补了空白。那么史料如此详实的一部书为何会免遭清廷毒手的呢？

满清于1644年入关，第二年，就嚷嚷着说要纂修《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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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部书，直到乾隆四年（1739）才正式刊行。前后历时九十四年，成为了我国历史上官修史书中纂修时间最长的一例！

花了将近百年的时间修史，可知其灌注心血之多、打磨力度之巨，用功之精细。

毫无疑问，从书的总体质量上来说，《明史》体例严谨，叙事清晰，文字简洁，编排得当，完全称得是二十四史中的上乘之作。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颇为客观地评价说，“《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 《金史》呢，虽然“行文雅洁，叙事简括”，也只是“稍为可观”而已。要论“完善”，没有一部比得上《明史》。

不过，作为一部官修的正史，《明史》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

清廷统治者一向自诩大清得天下为历朝历代最光明正大者。以雍正皇帝为代表，其颁行的《大义觉迷录》曾将汉魏晋唐宋元明贬了个遍，说汉朝是建立在死人堆上的，魏晋唐宋都是欺负孤儿寡妇篡位而来，元呢？元灭宋，那是赤裸裸的强盗行径；而明本是元之臣民，臣民犯上，雍正愤然骂道：“以纲常伦纪言之，岂能逃篡窃之罪？”对于大清得国，雍正正气凛然地说：“赶出明之主人者，流贼李自成也。驱逐流寇，应天顺人而得天下，是乃捕治强盗，明罚敕法之天吏也。”

基于清廷统治者这一说法，由清廷统治者牵头编修的《明史》就出现了最大的一个缺点：不仅完全隐没了建州女真先世与明朝的臣属关系，也完全隐没了清入关之后南明弘光、隆武、绍武、永历诸朝廷存在之事实。

老实说，自古以来，以后代修前代史，凡涉及到新朝与旧朝之关系，免不了要有所掩饰，但象《明史》这样“一隐没而遂及一代史（建州史）之全部”的，绝无仅有。

单就这一点来说，后人要研究明史，特别是要研究满洲的兴起及清军入关前后等等历史问题，就必须参考其他著述。

但是，经过清廷文字狱的摧残和洗劫，这样的著述已经是百不存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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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史学家吴晗在《灯下集》曾提到自己做这方面工作时的艰辛，说：“二十五年前，我在北京图书馆读《明实录》，抄朝鲜《李朝实录》，想从这两部大部头书里，找出一些有关建州的史料，写一本建州史。因为清修明史，把它自己祖先这三百年间的历史都隐没了，窜改了，歪曲了，为的是好证明清朝的祖先从来没有臣属于明朝，没有受过明朝的封号，进一步强调建州地区从来不属于明朝的版图等等政治企图。”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修四库全书的时候，把明人有关建州的真实史料都作了一番安排，办法多种多样：一种是毁版，禁止流通；一种是把书中有关地方抽掉，弄成残废；一种是把有关文字删去或改写。推而广之，连明朝以前有关女真历史的著作也连带遭殃，不是删节，便是被窜改了。这样做的结果，从十四世纪到十七世纪中期这一段期间的建州史实，在整个历史上几乎成为空白点，我们对建州的社会发展、生产情况、生产工具、社会组织、风俗习惯、文化生活、部落分布等不是一无所知，便是知道的很少。这是个历史问题，应该解决。”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吴晗先生把《明实录》翻来覆去地读，读出了许多困难；没办法，只好下苦功，用笔抄，从朝鲜《李朝实录》中抄出有关建州和中朝关系的史料，一共抄了八十本。

后来，吴晗偶然触及了一本堪与《明史》相媲美的明代史书——谈迁的《国榷》，不由得激动万分地说：“由于当时（《国榷》）并未刊行，因而也没有经过四库馆臣的乱改。……对研究建州和明朝后期历史是有积极贡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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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榷》是一部编年体的明史，按年、月、日记载明朝一代的重要史实，一百零四卷，卷首四卷，共一百零八卷，凡四百三十万字，记叙了从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九月明太祖朱元璋诞生﹐到顺治二年五月清兵入南京﹑福王政权灭亡为止的三百一十七年间的历史。

书中对《明实录》中避而不谈的明朝史实敢于直言不讳，对建州女真的史实也不回避、不掩饰，全部如实地加以叙述。更难能可贵的是，对于万历以后七十多年的历史，也在《明实录》没有记载的情况下，尽力根据邸报、方志、其它史家著述，以及一些官吏、遗民的口述，加以补编，使有明一代的历史达到了相对的完整。

就因为《国榷》没有印本，得以避开了“四库馆臣的乱改”，成为了现在研读《明史》的重要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