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即位之初，因立足未稳，开始时对几位敌对的皇子还能强忍杀机。随着他采取各种或明或暗的一系列手段，在逐渐削弱了王公贵族的势力，加强了他个力之后，他的阴险、毒辣便不可遏止地暴露出来。雍正即位后，没有一天忘记手握重兵的皇十四子允对自己的严重威胁。他设法将允从西北军中召回京师，先是拘禁，后改派去昌瑞山看守孝陵和景陵。允的抚远大将军一职改由年羹尧担任。那个在畅春园就对雍正公开表示极大仇视的允，因与允不断散布这位四阿哥伙同隆科多谋杀了父皇康熙并篡夺了皇位的言论而被逮捕，由雍正亲自为其二人分别改名为“阿其那”和“塞思黑”（满语猪和狗之意），发配边疆，最后二人都死于非命。当敌对的皇子们先后或被诛杀、或充军、或发配戍陵，从而失去了反抗能力之后，雍正又开始将剑锋指向了隆科多和年羹尧。之所以如此，其根本的原因当然是二人知道的秘密太多。既然这二人作为中流砥柱的时代已经过去，那么继续让其掌握权力或活下去，就又将成为一种巨大的危险和潜在的威胁。于是，隆科多很快被判四十一条大罪永远监禁，年羹尧被判九十二条大罪，被捕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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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雍正即位后实施了一系列“弑兄屠弟”、“兔死狗烹”的行动，但反对派关于他玩弄阴谋的传言，却仍然此起彼伏，从未中断。在关于他阴谋篡位的众多传说中，最著名的一个是说，康熙生前留有“传位十四子”的遗诏，被雍正把“十”改成“于”，从而变成了“传位于四子”。随着这些传说的散布，在民间神秘地掀起了反清复明的暗流。雍正听到这些传言自是十分恼火和不安，后来借助民间秀才吕留良的反清案大肆制造文字狱，以此打击传言者和反清势力。雍正本人还亲自编写了《大义觉迷录》一书，为自己的阴谋和言行掩饰和辩护，并对历史史实给予了多方面的篡改和涂抹。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子夜，曾费尽心机、历尽风险窃取到皇位的雍正，刚刚坐了13年皇帝，便驾崩于圆明园，后葬于易州泰陵地宫。

　　关于雍正的死因，因史书没有记载，讳莫如深，因而不免使人疑窦丛生，传闻颇多。来自民间的传闻一是被吕四娘刺杀身亡，并将雍正的头颅割掉带走，臣僚们在为其入葬时，铸了一个金头安在雍正的尸身上，以此算完尸入葬了。一是中毒丧命，当天下午雍正尚在圆明园宫中与臣僚议事，晚间忽然暴病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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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雍正朝创立了秘密建储制度，皇帝生前对选定的继位储君秘而不宣，而将传位诏书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锦匣内。雍正死后，总管太监到乾清宫取下秘匣，当即开读，乃是“皇四子弘历为皇太子，继朕即皇帝位”。这时皇四子弘历等已闻讯奔入宫来，遂即奉遗诏，并命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为四辅臣，议定明年改元乾隆。乾隆皇帝登基后，对雍正的暴卒之因没有查问。以后历朝对此都讳莫如深，不能详考。因清史尚无确切记载，各种说法也只能算是传闻或一家之言。至于要彻底解开这一悬案或要亲眼目睹雍正是否以金头组合全身而入葬，那就只有打开雍正本人的泰陵才能真相大白。而这泰陵本身的来历又是一个历史谜团。

　　关于这个谜团，民间的传闻是，雍正自畅春园改诏夺嫡、阴谋篡位，随之又弑兄屠弟后，不免心中有愧，死后怕受到先皇康熙的降罪责罚，因此决定另选陵址，竟不顾祖制，跑到易州建起陵寝来。这样远隔几百里的康熙就对他无可奈何了。

　　事实上，自清王朝入关，顺治、康熙两朝的帝王后妃在京师以东的昌瑞山下建造陵寝后，便开创了“子随父葬，祖辈衍继”的“昭穆之制”。“昭穆”为古代宗法制度，宗庙次序，始祖居庙中，以下父子递为昭穆，其左为昭，其右为穆。父为昭，则子为穆，父为穆，则子为昭。这种方法也用于坟地葬位的左右次序。早在古代的《周礼》一书中就曾有“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的规范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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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雍正即位后，随着政权的不断稳固，开始想起建造陵寝一事。雍正四年（1726年），诏谕允祥、张廷玉和工部、内务府官员办理陵寝事务。允祥等臣僚率领术士们，先在马兰峪的昌瑞山脚下选择吉地，但没有选中相宜的地方。后来选中了九凤朝阳山，离孝陵、景陵不远，风水甚佳，得到了雍正的同意。但后来精通勘舆的臣僚术士再三相度，又认为九凤朝阳山“规模虽大而形局未全，穴中之土又带砂石，实不可用”。因此雍正废掉了这处陵址，让臣僚们再行勘察。但这帮臣僚不知是由于什么缘故，却久久找不到佳穴，又不知出于怎样的一种考虑，雍正开始命怡亲王允祥和汉大臣高其倬舍弃京师以东，到京师西南一带山脉采卜。允祥等人受命后，经过多处勘察，至易州境内的太平峪，兴隆庄一带发现了“万年吉地”，并回宫竭力向雍正荐引。按照允祥等人的说法，此处西依云山，北靠泰宁山，东傍丘陵地，南临易水河，堪称：“乾坤聚秀之区，为朝阳会和之所，龙穴砂石，无美不收。形势理气，诸吉咸备。”雍正览奏之后，也认为此处是“山脉水法，条理详明，洵为上吉之壤”。但是，若在此处选择陵址，显然违背了子随父葬的制度，他不便马上表态，只说那地方虽美，但距父亲的景陵和祖父的孝陵“相去数百里，朕心不忍”。而私下却在暗示群僚们为自己寻找依据和借口。臣僚们心领神会，很快就引经据典，找出了一大堆看起来颇具情理的依据。允祥联合大学士们奏称道：“汉唐诸陵虽都建于陕西，但汉高祖、汉文帝、景帝、武帝之陵却分布于咸阳、长安、高陵、兴平等县，唐高祖、唐太宗、高宗、玄宗诸陵则分散于三原、醴泉、乾县、蒲城等地。据此典法，在易州建陵，与古礼不为不合。且遵化与易州都属畿辅之地，离京师不远，完全可以建陵。”群臣果然不负厚望，一番引经据典，使雍正的意图得以顺利实施。雍正八年（1730年），位于易州的泰陵开始动工兴建，至乾隆二年（1737年）宣告竣工，同年三月初二日，雍正帝的梓宫被安葬于泰陵地宫。至此，清朝入关后沿袭的“昭穆之制”的丧葬规范，被雍正轻而易举地击破，历史在这里无声地拐了弯。清朝自入关后，帝王的陵寝开始以京师为坐标，逐渐分为两大陵区。那便是位于北京以东遵化县马兰峪附近的清东陵和位于北京以西易县境内的清西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