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康熙、雍正、乾隆等清朝的皇帝们，明朝的皇帝们名声都不太好。要么残暴，如朱元璋开国勋贵，剥皮萱草;要么怠政，如万历皇帝数十年不上朝，长期旷工。除此之外，大多荒淫无度。在荒淫无度中最过分的，当属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而正德皇帝最出名、也是最出格的一件事就是修了一座“豹房”。朱厚照是明朝的第十位皇帝，是明孝宗弘治皇帝的独生子，天生聪慧，精通蒙语和梵语，登基时年方15岁。正处于躁动的青春期，思想天马行空，精力无处发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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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人家的孩子尚且会离经叛道地疯狂一把，何况是突然拥有了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更何况，这个15岁的皇帝——和明朝绝大多数的皇帝一样——小时候爹忙别的顾不上管、妈出身于平民家庭不太会灌输政治理念，成天跟大小宦官们混在一起，唯恐在紫禁城里玩不痛快。

　　正德二年，小皇帝在皇宫西苑太液池西南岸(今天北海公园西侧)建了一个别墅，在里面乌烟瘴气地瞎搞，还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豹房。从正德二年兴建到正德十六年武宗去世，豹房一共存在了14年，经过后世种种渲染，已经成为明代宫廷腐朽堕落的代名词，不信您去百度搜一下“豹房秘史”，内容绝对劲爆，而且百分之九十都是杜撰的。

　　皇帝修一个行宫别院在里面瞎搞这件事，十分常见，但是把自己的住所弄成个动物名字的，还真是绝无仅有。就算用动物命名，其实也有很多其他的选择，例如为了显示尊贵，可以叫“龙房”，为了表现威猛，可以叫“虎房”，为了营造仙气，可以叫“鹤房”。那么这个“豹房”是怎么来的呢?莫非里面真养了豹子?

　　还别说，豹房里面真养了豹子，而且还没少养。

　　在中国历史上，明朝的皇帝们是最喜欢养动物的，别看他们对正事不太上心，但是对养动物这件事特别热衷。不仅大肆搜集各种动物，而且还在北京兴建了大大小小许多动物园，城里的命名为虎房、象房、豹房、鹁鸽房、鹰房等，城外则在南郊和北郊分别设立了“南苑”和“北苑”猎场行宫。这些地名很多都沿用至今，例如西城区的象来街、虎坊桥(坊通房)，大兴区的大红门、西红门(这两个是南苑的宫门)和南海子公园以及朝阳区的北苑家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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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豹子专门饲养基地和动物园的豹房应该兴建于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之时，具体位置已经不可考(朝阳区大屯乡的豹房村可能是豹房的原址，也有传说是雍正曾经在该处打过一只豹子)，但是出于对豹子的喜爱，正德皇帝还是又在紫禁城附近的西苑西侧建了一座豹房，明代称为“西苑豹房”，既养豹子，也养穿豹纹的美女、娈童，还养着一批男宠和番僧，好不热闹。

　　作为一个把自己的住所命名为“豹房”的人，正德皇帝对豹子的喜爱是有特殊原因的，那就是酷爱打猎的正德皇帝，打猎的时候离不开豹子。

　　大家可能会奇怪了，打猎当然是用猎狗了，你看电视或者油画上英国皇室和贵族打猎不都用猎狗么?要知道英国和西欧国家是在近500年内才开始领先并逐渐称霸世界的，在正德皇帝的时代(1505至1521)，亚洲还是世界文明和财富的中心，鼎盛时期的亚洲君王们，是用豹子打猎的。

　　在唐代、元代和明代，中国的影响力能够辐射到亚洲大陆深处，皇帝们也深受西亚和中亚波斯及阿拉伯贵族的影响，非常喜欢“豹猎”，因此豢养了大批豹子用于打猎。

　　与猎犬跟着主人的马一路小跑不同，用于打猎的豹子是骑在马上的。当逼近猎物时，豹师放出蹲坐在马背上的豹子，豹子飞速跃出捕杀猎物后再跳回到马背上，捕杀过程在瞬间完成，成为整个围猎活动中最为激动人心的场景。与后世收集豪车名表的富豪们一样，正德皇帝对打猎用的豹子也是品类不限，多多益善。据各种文献记载，正德皇帝的豹房中养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三大类数十种豹子，在骄奢淫逸方面率先实现了国际化。第一类，猎豹，第二类，金钱豹，第三类，猞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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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不得不说正德皇帝的另一个有趣之处。作为一个非常喜欢豹子的人，正德皇帝可能想表现出对各类豹子都不偏不倚的态度，给豹字铜牌设计了一个独特的图案。铜牌上面的“豹子”长着猎豹和金钱豹的长尾巴，却长着猞猁的尖长耳朵，呈现出一种理想化的豹子状态。

　　生性自由的正德皇帝生活在明代中国与西亚、中亚、东南亚和东非保持密切经贸往来的时期，身处在中西方经贸文化交流的顶峰。他之后的皇帝越来越保守和封闭，不再热衷于打猎，并逐渐实施海禁断绝了海上商路，致使豹子越来越少，豹房也成为了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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