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开始清除建成余党，因早闻魏征才名，故专门召见，刚一见面，就质问魏征：“汝离间我兄弟，何也?”没想到魏征是个人物，竟然回答说：“皇太子若从臣言，必无今日之祸。”其实，即使李建成先动手，历史也未必改写。

魏征之所以这样说，显然是纵横家的招数，为的是宣扬自己的高明。关键是，他将李建成比作平庸的公子纠，将李世民比作五霸之首的齐桓公，无疑让李世民万分受用。而魏征将自己比作管仲，则表示自己能成为李世民的股肪之臣，辅助其成大业，暗示李世民系有道之君，要善于用人，不记前嫌，否则比齐桓公可就逊色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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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回答当真妙极，应该给一百分!李世民被打动了，本来嘛，各为其主，也没啥可指责的，况且魏征并非要员，只是个主管经籍的小官，但却才华横溢，这样的人若收为己用，既能显示自己英明豁达，又多少能消除点兄弟相残的恶劣影响。要注意的是，李世民极具权谋之术，并不像人们印象中的那样不计前嫌。他对武德旧臣尚且满怀戒心(这批开国功臣在太宗即位后，处境都大不如前)，更不用说作为建成幕僚的魏征了。所以，太宗重用魏征，一是看中才华，一是借此营造明君形象。

魏征从小就好纵横权变之术，对于太宗用意自然心如明镜。他明白，要想取得生存和更高地位，就必须帮着太宗打造明君形象，而最好的办法就是进谏，进谏越多、越激烈，就越不会有危险。太宗虽然启用了魏征，但待他与房玄龄等自己的亲信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尽管表面上把魏征捧得很高。

有一次，有人在太宗面前说魏征偏袒自己亲戚，太宗马上派温彦博查处此事，虽非事实，但仍向魏征提出了警告。魏征趁机向太宗摊牌，说自己要做良臣，不做忠臣：“愿陛下稗臣为良臣，毋稗臣为忠臣”，“良臣，身荷美名，君都显号，子孙传承，流祚无疆;忠臣己婴祸诛，君陷昏恶，丧国夷家，抵取空名。此其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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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把住了太宗的脉，那就是他想成为一代明君，要想成为一代明君，就不能偏听偏信，必须广泛听取谏言。太宗也很快明白魏征意思，号召群臣勇于进谏，形成贞观年间的一股风气，自己也如愿以偿收获了明君称号。

可以说，两人是互相利用、互相标榜。魏征因此成了历史上着名的谏臣，而太宗则成为一代开明君主，两人心照不宣地联手谱写了一段“千古佳话”!然而，太宗也不是的，对于为君之道和驭下之术那是相当娴熟。所以，他时不时就会敲打敲打魏征，提醒他不要忘了我们原来是敌人。比如：贞观三年，魏征被迁秘书监，太宗对他说：“卿罪重于中钩，我任卿逾于管仲，近代君臣相得，宁有似我于卿者乎?”贞观六年，太宗幸九成宫，宴近臣时又说：“魏征往者实我所仇，但其尽心所事，有足嘉者。联能耀而用之，何惭古烈?”

贞观七年，魏征升为侍中，太宗又对他说：“肤拔卿于仇虏之中，任卿以枢要之职，见联之非，未尝不谏…”(《贞观政要》)

太宗的心思由此可见一斑!而每逢此时，魏征都会十分聪明地回答说：“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意思是说，皇帝允许我说，我才敢那样直言不讳，否则，我怎么敢去摸逆鳞呢?这段话把两人的关系揭露得再清楚不过!!!都是!!!其实，太宗真不是一个多么宽宏大量的皇帝，对于魏征动不动直言进谏，其实心里很烦，怨念很多，只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为了维持明君形象，就必须容忍。但皇帝也是人，这种怨念积累多了，难免会爆发出来。

众所周知，有一次唐太宗罢朝回宫，恶狠狠地说：“早晚杀却此田舍汉!”长孙皇后问：“谁触许陛下?”太宗曰：“魏征每庭辱我，使我常不得自由。”这才是现实生活中真实的太宗，而不是那个坐在龙椅上的政治家，也是两人关系的真实流露!好在长孙皇后是个明白人，她马上向太宗盛服致贺：“主圣臣忠。今陛下圣明，故魏征得尽直言。”太宗当即省悟过来，又变成政治家的太宗。“于是太宗意乃释”，并让其传于宫帷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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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一有机会，唐太宗总要流露出他的内心积怨。他曾将衡山公主许配给魏征的儿子，但魏征死后，对其“毁短百为。征尝荐杜正伦、侯君集才任宰相，及正伦以罪黜、君集坐逆诛，谶人遂指为阿党，又言征尝录前后谏争语示史官褚遂良”。太宗觉得，这是魏征对自己存有戒心，向后人显示自己的错误，特别是与杜、侯同党更使他大为不悦，“乃停叔玉昏，而仆所为碑”。

以太宗之英明，对这些奸人谗言，想必不会无察，但仍亲手砸掉魏征墓碑，可见其心中怨念之深!两年后，太宗征高丽无功而还，后悔出兵，顿时想起魏征，再度为其立碑。究竟这次立碑是出于真心，还是政治，恐怕只有太宗自己知道了!不管怎样，此举为两人的关系划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从此，“明君直臣”的形象流传千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