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伟大时代刚刚开启时，那些对未来遐思无限、自信满满却又经验全无的创始者们，往往会由于惯性思维的桎梏，或妥协于当时技术之局限，故而鬼使神差地在帝国运行程序中埋设下一堆低级错误。当程序运行到某一节点时，这些初始BUG就会诱发一系列程序错误，导致帝国彻底死机、被迫重启。

　　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众建同姓王，企图与兄弟子侄“共天下”。殊不料祸根深种，到高祖孙景帝时，关东刘氏诸侯王便企图凭“大家都姓刘”的血统资本抢班夺权，发动“七王之乱”，一时天下震惶。眼看同姓兄弟靠不住，抓狂的汉景帝只好放宽一步，以姑表兄弟窦婴督军平叛，外戚干政从此滥觞——兄弟分家的闹剧逼得刘皇帝“牵羊悔亡”，于是与同姓共天下的国策，转变为与舅爷共天下。到景帝之子汉武帝刘彻时，与舅爷共天下之风更烈。他先后以卫青、霍去病、李广利等裙带亲戚统大军驰骋塞外，后又遗诏以霍去病弟霍光辅政。从此，凭藉着“大将军”(或大司马)名号掌控军权的外戚，逐渐压倒丞相领导的政府，成为西汉中后期的头号政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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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无论是与同姓共天下，还是与舅爷共天下，都是不折不扣的“家天下”，利益独占的背后是风险独担，帝国公司经营搞不好，天下怨府就要独集于统治者家族。西汉自武帝之后，世家豪族势力渐强，阶级分化所导致的社会矛盾日渐激烈。无奈斯时民智未开，虽不满于帝王统治，却仍然撇不开英雄崇拜——他们最激烈的呼声不过是请刘皇帝让贤，另换个“有能力”的新人来干皇帝而已。绵羊们泣求豺狼退位，诚邀狐狸登台。

　　“篡汉”的王莽，就出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王莽之姑母王政君为汉元帝之后、汉成帝生母。故从成帝朝起，王家先后九人封侯，五人拜大司马，前后执掌朝政数十年之久，地方官如郡太守、国相、州刺史也多为王家关系人。虽然裙带沾光，但成就王莽之崛起的，却不尽靠这些上层因素。和他那帮唯知奢侈享乐的堂兄弟比起来，王莽有明确的社会理想和清醒的政治头脑——他知道谁是自己的潜在支持者，也明白如何争取他们的支持，更清楚自己想把这个帝国引上什么样的新轨道。他争取政治同盟军的策略是：交接当时尚属边缘政治势力的儒生寒士，靠走炒作路线起家。

　　即便出自敌对势力之手，《汉书》仍不无褒扬地记载：“莽群兄弟皆将军五侯子，乘时侈靡，以舆马声色佚游相高，莽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王莽早年拜沛郡陈参为师习《礼经》，衣食住行与同学儒生一般无二，不搞特殊化。此后他爵位愈尊，节操愈谦，出手也愈大方，“散舆马衣裘，振施宾客，家无所余”，自己的妻子竟至“衣不曳地，布蔽膝”，被来访的公卿列侯夫人当成是僮仆。王莽这种简朴亲民不端架子的作风，赢得了当时左右政治的儒生寒士集团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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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下层出身的士人，多靠钻研学术起家。无奈当时科举未兴，寒门知识分子要想挤入庙堂只能靠鼓唇游说，靠撞大运博取上层人物的青睐和支持。眼见王莽以舅爷党的显赫出身，却肯放段与己结交，还很实在地倡导和实践儒家道德纲常，自令这群书呆子大喜过望，深以朝堂中的政治代言人相期许。而在这帮政治的营造者和操控者的卖力炒作宣传下，王莽的政治正确指数飙红上蹿——至少，让人们看到的都是光辉的一面：如，姑表兄弟淳于长犯法，因王莽检举而伏诛。亲儿子王获杀死奴仆，王莽将他痛责一番，逼令其自尽偿命。这些举措，在那个豪强阶层气焰方张，奴仆贫民利益无所保障的时代里，自然使一向被草菅利益乃至生命的草根阶层，深将王莽视为自身权益的保护者。

　　公元2年，郡国发生蝗、旱灾，王莽带头献钱一百万，田三十顷赈灾;又废皇家苑囿为安民县以安置灾民。他还利用公权为民服务，在首都长安城中大造公租房五个社区两百套房子，让无立锥之地的贫民有了安身立命之所。公元前1年，王莽出任大司马录尚书事。掌握西汉王朝政治上的最高职权后，他立刻以王、侯、关内侯等爵位大封刘氏宗亲、汉兴以来功臣子孙及现任在朝官僚，同时也相应封赐王氏死党亲信数百人以贵族爵位。此举不但令在位权贵有狗得骨之喜，而意料之外的恩露均沾，更让一帮早已靠边站的和老革命后代感恩戴德。由于“克己复礼”的政治路线正确，加之大众宣传得力，“得道多助”的王莽仕途润滑顺畅，在群众呼声中一路飙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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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1年，哀帝崩。王莽以援立平帝功，晋为大司马，平帝时年仅九岁，委政于王莽。公元1年，王莽被封为太傅、安汉公。公元4年，王莽号宰衡，位上公，加九锡。公元5年底，平帝崩，孺子婴立。在一片民意声中，王莽的姑妈、元帝后王政君封其为“假皇帝”，行代理皇帝之职。公元8年底，由于王莽之“功”在西汉体制内已无可酬庸，于是天意民心之呼声，只好转而要求他篡汉。公元9年元旦，王莽顺天应人，“即真”为“真皇帝”，国号“新”，成功完成篡汉大业。从甫登政治舞台，到公元9年元旦篡汉立新，王莽以不同利益手段争取社会各阶层，以神一般的捭阖手腕获得了全胜，成功地把概念股炒成了龙头股。然而概念和承诺，终究是需要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