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中的唐僧，是中国一个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知名人物。在吴承恩老先生讲述的故事中，他是唐朝贞观年间状元陈光蕊与当朝宰相千金殷温娇的儿子，在家门遭遇不测后，被金山寺长老搭救，取小名江流，法名玄奘。长大后，在外公殷开山的帮助下，家仇得报，便在长安洪福寺修行，后来成为大德高僧。

　　唐僧之所以西行取经，吴教授在《西游记》中说，是因为唐太宗在生化寺听玄奘法师讲经，受到观音菩萨的点化后，在寺中问：“谁肯领朕旨意，上西天拜佛求经?”时，玄奘自告奋勇站出来，领旨取经的。《西游记》中描述：只见玄奘法师闪出来，帝前施礼道：“贫僧不才，愿效犬马之劳，与陛下求取真经，祈得我王江山永固。”唐王大喜，与玄奘拜了四拜，口称“御弟圣僧”。次日，太宗排驾，与百官送玄奘至城外，赐通关文牒与化缘用紫金钵盂，并赐玄奘法号为“三藏”。临行前，太宗在饯行酒中掸入一捻尘土，递与三藏道：“日久年深，山遥路远，御弟可进此酒，宁恋本乡一捻土，莫爱他乡万两金。”场面甚是感人。有趣的是，印度学者瓦哈拉尔.尼赫鲁居然把吴教授这一虚拟的故事情节，误为历史，写进了他的《印度的发现》一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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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有没有唐太宗送三藏御弟西行这一情节呢?唐僧-玄奘法师究竟为何要去西天取经的呢?还是让我们拨开《西游记》的迷雾，还原一个真实的唐僧吧!

　　历史上真正的唐僧-玄奘法师(公元600年，或作602至664年)，俗姓陈，名袆，洛州缑氏县(今河南偃师县缑化镇)人氏。玄奘出身儒学世家，排行第三，十三岁时便入洛阳净土寺出家。因当时正处隋唐交替之际，战乱频仍，于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玄奘移至四川成都，从道基、宝暹等法师受学，此时己崭露头角。其后，又随一商人泛舟下三峡，来到荆州天皇寺，并游历了吴会、相州等地，向当地的大德高僧求教问难。武德末年(公元626年)，玄奘再入长安，在大庄严寺挂褡。玄奘在对佛教经论的研习中，广泛接触各派理论，深感其中疑问甚多，怀疑原有译经有讹谬。由是，发愿要去佛教发源地-天竺(印度)，广求异本，以为参验。时恰逢印度僧人颇密多罗来到长安，并向他介绍了天竺那烂陀寺(在今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县)戒贤法师的讲学规模和《瑜伽师地论》，这更坚定了玄奘西行求法的决心。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二十六岁的玄奘决心西行，他向唐政府提交了出境申请，但未获批准，这并未能阻止其西天取经的决心。经过两年充分的准备，贞观二年八月，玄奘混在难民中逃出长安，开始了他的西游记。不久，朝廷就以偷渡出国的罪名，对玄奘发出了通缉令，命沿途各县将其缉拿。一个多月后，玄奘抵达凉州，他避开玉门关，偷渡过河，并巧越唐朝边关的五座烽火台，踏上了通往西域茫无尽头的沙漠。一个没有通关文牒的僧人，在茫茫大漠中，前路的艰险是可想而知的了。

　　玄奘的西行路线是：经高昌，后取道焉耆、龟兹，翻越凌山，经粟特诸国境，过铁门(今乌兹别克南部兹嘎拉山口)，入吐火罗(今阿富汗北部)国境，而后，沿今巴基斯坦北部，过克什米尔，进入北印度。他在印度各地游历，到过尼泊尔南部，巡礼了佛教六大圣地。贞观四年(公元631年)，玄奘到达那烂陀寺，拜戒贤为师。在那烂陀寺学习五年，随后遍访印度各地，于贞观十四年(公元641年)重回那烂陀寺。他潜心研习大小乘说，翻译各种经论，并将《老子》及《大乘起信论》译成梵文传入印度，成为当地学问很高的佛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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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玄奘法师受到当时北印度统治者戒日王的盛情款待，并在戒日王的主持下，经过激烈辩论，战胜五天竺大小乘所有辩论对手，被称为“大乘天”。不仅如此，玄奘还在纳兰达寺取得学位，成为该寺院的副院长。贞观十九年(公元646年)，玄奘携带搜集到的佛经六百五十七部以及佛像、花果种子等回国。玄奘历时十七年的西行求法，行程五万余里，堪称中古史上一次艰险而伟大的旅行。玄奘的高尚品德在天竺受到高度评价，更使之名播遐迩。到了吴承恩老先生笔下，唐僧就成了一个时代的文化标志。

　　当玄奘归国进入玉门关的时候，唐太宗早己派使臣从长安赶来迎接。一进长安，玄奘法师如同凯旋的英雄，沿途受到长安官民的夹道欢迎。皇帝和他的政府，没有怪罪这位当年偷渡出国的僧人，反而在他学成归来时，礼遇有加。玄奘也知恩图报，专门跑去拜谒太宗皇帝。唐太宗命宰相房玄龄选拨高僧，协助玄奘翻译佛经。玄奘在回国后的十九年中，共译出佛教经论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成为佛教史上与鸠摩罗什、真谛、不空齐名的四大翻译家之一。同时也成为中国法相宗的创始人。直至玄奘六十多岁去世，他一直从事佛经的翻译工作，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可谓鞠躬尽瘁。

　　玄奘还遵照唐太宗的旨意，由协助译经的辩机和尚笔录，按照取经路线，口述旅途所经各地情况，对沿途所见的城邦、地区和国家逐章行进描述，其中不时穿插沿途所得传闻，还用“行”和“至”二字，把目睹的和耳闻的区别开来。贞观二十年《大唐西域记》成书，全书十二卷。玄奘将此书献与了唐太宗。

　　《大唐西域记》的内容非常丰富，对各地的地理形势、水陆交通，气候、特产、民族、语言、历史、政治、宗教、文化、经济生活、风俗习惯等方面都作了叙述。特别是对各地宗教寺院的情况和佛教故事，也作了详细的记载。这对于当时的中国人了解外部世界，是不可多得的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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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时光的流逝，《大唐西域记》愈来愈显示出了它的巨大史料价值。众所周知，印度民族曾在古代创造过灿烂的文化。但这个民族却不大注重历史的记载，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出现幻想过多，夸张过甚的倾向。以至有学者认为：“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出现了要想研究印度古代史，就须借助他国人的记载的现象。而《大唐西域记》恰恰记载了印度很多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活动时间，包括释迦牟尼的生卒年份。这些记载，对印度佛教史与印度历史年代的确定及研究，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大唐西域记》还是中亚和南亚在考古时，不可或缺的参考文献。考古学家曾根据书中提供的线索，发掘和鉴定了许多有价值的历史遗迹与文物。譬如：印度著名的那烂陀寺遗址，就是根据《大唐西域记》中提供的线索发掘和复原的。这也反过来印证了《大唐西域记》内容的真实性。印度历史学家马宗达在其《古代印度》一书中说：“我们记述的有关曷利沙伐弹那的绝大部分事实都来自一个游方僧的惊人的记载，此外，这些记载还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印度当时情况的图画，这种图画是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当代印度史学家阿里教授，曾经在给己故中国学者季羡林先生的信中写道：“如果没有法显、玄奘和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可以这样说，玄奘对印度历史编纂学的贡献，无论怎么评价也不会过份。

　　这，就是那个真实的唐僧，是与《西游记》中的唐僧有十万八千里距离的真唐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