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来看一段在很广的言论：“唐朝最强盛的“开元之治”时期，全国有户820万，是唐朝的最高值；而隋朝“开皇之治”时期，全国就有户890万。终唐一世，各项经济指标都没有恢复到隋朝水平。”

从人口的对比上，很多人得出了“唐太宗不如隋文帝多矣”的结论。更有大牛甚至考证出“贞观之治”系御用史学家们的造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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胖子认为，要想搞明白这个问题，得从隋唐开国时的整个社会大环境说起。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胖子这里所说的“经济”，也主要是以户数或人口数来做代表。因为对于农业立国的古代国家来说，户数和人口数作为经济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可以拿来比较的，而且人口数比较相对准确，不像用GDP或财政收入、家庭收入之类的经济指标对比还需要进行购买力平价换算，争议较大。

先来看下隋朝。

隋朝的鼎盛，在大业二年（606年），据史料记载，当时全国在籍户数8907636，人口数46019956；唐朝的鼎盛，在天宝十三年，全国户数961.7万，人口数52,880,488人；贞观（627~649）初，户不满三百万。（数据来源：《旧唐书》）

从中可见，隋朝户数的确远胜于贞观、开元，跟唐朝鼎盛时期天宝相当。

对于这个问题，钱穆从战争、吏治、社会等三个主要角度来解释：

1.（北）周灭（北）齐、隋灭陈，均未经甚大之战祸，天下宁一，已有年数。

2. 自宇文泰、苏绰以来，北朝君臣大体均能注重吏治。隋承其风而弗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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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尤要者，则为中央政令之统一，与社会阶级之消融。

隋朝的天下，取自三部分，北周、北齐、陈，北周、北齐既是当时的北朝，陈既是当时的南朝。

北周、北齐虽交战多年，但双方互有胜负，且国力一直稳步上升。自从北齐高纬（公元556年—公元577年）即位，朝政不治，国力大衰，终被北周二战而灭，但此二战总共耗时不过五月左右，且北周军队纪律严明，所以对社会经济破坏不大。

隋代周，实为政变，无大战。

隋灭陈，因为陈统治阶级腐败透顶，从上至下几无抵抗意志，只用二十余天就攻占了陈首都建康，无大战及。

由此可见，隋统一全国之前，大约二十多年无连年战祸，所以社会经济基本得以保存。（连年战祸，对社会经济和人口的打击是毁灭性的。举个例子，公元157年东汉人口达五千六百多万，大后公元260—280年，魏、蜀、吴三国人口可能总数才七百六十余万，不及原来的七分之一。）

隋文帝的文韬武略的确不输于唐太宗。隋取消了郡，变三层统治结构为两层；地方官多用文官；文帝以身作则，上行下效，众多贪官被罢免，吏治为之一新。

隋朝的吏治，很好地保证了这个金字塔形，前后五十年无大战乱，所以到隋炀帝即位的时候，“天下储积，可供五、六十年”。

再来看唐朝。

先是连年战祸。“从大业七年，到开元二年，前后十八年，群雄纷起一百三十余人，拥众十五万以上者，多至五十余人，民间已残破不堪”，人口从大业五年的八百九十万户锐减至武德初年的二百多万户（《通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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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天灾。“贞观元年，关中饥荒；二年，天下蝗灾；三年，大水；四年，始熟，流散者得归；六年，河南、北数州大水”。

第三是战争。隋末唐初，东趁势崛起，连年侵唐边地，杀掠吏民，劫夺财物，阻唐统一，是初生的唐帝国最大的威胁。劼利可汗甚至兵临渭水，逼迫唐太宗签下了白马之盟。

可以说，唐太宗面对的绝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烂摊子。所以贞观一朝历时23年，到李治接手时人口380万户，也只是增长了几十万户，这个人口成增长曲线还是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压抑。

究其原因，首先贞观时兵役与徭役的负担仍然很重。“王师初发之岁，河西供役之年，飞刍挽粟，十室九空，数郡萧然，五年不复”。其时徭役之重，“似不下隋时，怀、洛以东，残人不堪其命”，而“关中之人，劳敝尤甚”。

再加上自然灾害仍频，如“贞观之初，频年霜旱，畿内户口，并就关外，携负老幼，来往数千”，也造成人口的流亡与损耗。魏征谏阻太宗封禅疏说：“今自伊、洛以东，暨乎海岱，灌莽巨泽，苍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这说明当时人口依旧很稀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