祢衡是一个纯粹的文人，但是他自恃其才，不知天高地厚，甚至目中无人，狂悖不羁。令人想不到的是，这位丝毫不懂政治的文学青年，竟然在曹操面前出言不逊，大放厥词，引起了曹操的强烈愤恨和不满。对付这样一个不识时务、蔑视权贵的酸人，曹操有自己独特的一套办法，那就是通过“不命坐”、“令为鼓吏”和“不起身相送”等方式，在礼法上有意怠慢，在人格上极力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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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曹操是一个聪明人，他知道如果他杀了祢衡，定会让其他文人心寒，于是他开始“借刀杀人”，派遣祢衡到荆州出使，结果因出言不逊被一介武夫黄祖砍下脑袋。

与三国“愤青”祢衡不同的是，孔融不仅仅是文学家，更是一位政治家。作为孔子的二十世孙，孔融官高名远，众望所归，顺理成章地成为知识分子的一代领袖。名士出身的孔融向来看不起曹操，丧失地盘来到许都后，孔融认为自己是在为汉献帝做事，而不是为曹操效劳，不买曹操的账。这让大权在握的曹操觉得很窝火，萌生杀掉孔融的念头。 

但是由于北方局势还不稳定，加上孔融的名声远播，曹操不便对他怎样。到了建安十三年，北方局面已定，曹操在着手实施他的统一大业的前夕，为了排除内部干扰，便授意部下诬告孔融“欲规(谋划)不轨”，又曾与祢衡“跌荡放言”，将孔融杀害弃市，连他的两个儿子也未能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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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被曹操杀掉的人是崔琰，他虽然算不上是一个完全的文人，但他却代表着当时整个贵族集团，也代表着聚集文化精英的士大夫阶层。崔琰表面上归顺曹操，但打心眼里不服，尤其是对曹操自封魏王这种僭越行为更是义愤填膺。对于经自己举荐却赞同曹操称王的门生杨训，崔琰忍无可忍，索性以前辈的口气给杨训写了一封义正词严的书信，里面竟有“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的“反句”。 

曹操知道后，勃然大怒，将其关押。可崔琰在关押期间非但不老实，竟然还“通宾客，门若市人”，与那些不肯降服的士大夫阶层搞反动聚会和非法活动，这是曹操无论如何也不能原谅的，于是利用“文字狱”的方式除掉了这位爱出风头的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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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曹操一方面实行“唯才是举”，吸收、笼络和重用知识分子，一方面又坚持“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用人原则。对于愿意臣服归顺于自己的文人，曹操可以给他们高官厚禄，可以与他们推心置腹，尊重爱护;可对于那些不肯服膺归顺，不愿与自己合作，甚至另怀心思的知识阶层精英，曹操不惜背上知识分子的千古骂名，也要对他们下狠手、下毒手，做到杀一儆百，肃清他通往帝王之路的阻碍。

杀伐果断，这才是曹操的性格，杀这些名士，只是因为想肃清道路罢了。